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 国外研究成果

一百多年来，世界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分工协作理论）、科斯（Coase，交易成本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资产专用性理论）等以及管理学家如波特（M. Porter，产业定位理论）、普拉哈拉德（C. K. Frahlad，资源-能力理论）、哈默尔（G. Hamel，流程再造理论）、拉詹（Rajan，进入权理论）等，均从不同角度对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企业之间的竞争可归纳为：点竞争→线竞争→面竞争。

点竞争是传统的竞争方式，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关注的焦点。

线竞争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其理论包括以波特为代表的定位学派，以普拉哈拉德、哈默尔、沃纳菲尔（Wernerfelt）为代表的资源 -能力学派，以及圣吉（P. Senge）的“学习型组织”思想：企业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取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

进入21世纪后，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面竞争，即企业集群、网络组织竞争。从当前理论发展来看，对面竞争的研究萌芽于威廉姆森的中间性组织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和一体化企业为两端，中间性体制组织介于其间的交易体制组织系列上。他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对中间性体制组织的效率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使用企业集群与网络组织概念，也没有对二者的具体特征以及演进关系进行分析。

（一）有关企业集群的研究成果

面竞争战略真正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21世纪制造企业研究：一个工业主导的观点》《虚拟企业》《灵敏竞争者与虚拟组织》《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等为理论先导，其观点为：在市场变化加快、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单个企业仅仅依靠自己内部资源的整合已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为此提出了虚拟企业、敏捷制造、企业集群等概念。1991年，美国学者普瑞斯（Preiss）、戈德曼（Goldman）和内格尔（Nagel）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制造企业研究：一个工业主导的观点》的研究报告。在该报告中，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虚拟企业”概念，即在企业之间以市场为导向和以互联网为基础建立动态联盟，以便能够充分利用整个社会的制造资源，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1993年，Byrne对“虚拟企业”进行了解释，他把虚拟企业看成由一些独立的厂商、顾客甚至竞争对手通过信息技术连接而成的临时性组织，以达到共享技术、分摊费用以及满足市场需求的目的。1994年，戈德曼、内格尔和普瑞斯合著的《灵敏竞争者与虚拟组织》是反映虚拟组织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作，其观点是：虚拟组织能缩短从观念到现金流的周期，可以避免环境的剧烈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1997年，Ellison和Glaeser把中小企业集群创新与其地理空间联系了起来。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从产业竞争的角度，对企业集群理论进行了深化，他认为：企业集群通常发生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能提高企业群内的持续创新能力，并日益成为创新的中心。Capello结合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企业地理集聚为知识学习提供了温床，知识学习是集群创新发展的根本途径。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创新不同于熊彼特的传统创新，正如Lundvall等人所言，中小企业集群创新既是一种交互过程，也是一种社会过程，它的成功演化需要一种网络环境，集群更适合这种环境，集群创新根植于生产网络或者生产群的制度环境内。Walze的研究表明，创新的区域集中与集群内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Bergman和Feser概述了集群的创新优势来源于外部经济、创新环境、合作竞争和路径依赖。Marceau的实证研究显示，通过创新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交互作用，最有可能有效地产生创新。Baldwin和Scott等人在研究了新产业区的中小企业聚集而形成的合作与共同发展关系之后认为，中小企业之间的这种有效的合作网络，产生了一种内生创新动力，使当地经济迅速增长。荷兰经济学家范迪克认为，马歇尔的工业区是企业集群演进的最后阶段，中小企业集群从此像大企业一样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成长为长寿型组织。意大利著名学者布诺梭提出了两阶段模型，他把意大利企业集群的演进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无政府干预的集群自发成长阶段被称为第一阶段；当集群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企业集群的成长，向企业集群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化服务被称为第二阶段。G．别卡提尼则主要从经济地理学解释中小企业集群的“地缘”优势，以及对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影响。安德森考察了传统的熊彼特主义分析创新关联度的不足，主张用演化经济学来分析创新关联度，并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内，构筑了交互创新的两产业模型和三产业模型，探讨了创新关联和国际专业化问题。

（二）有关网络组织的研究成果

关于网络组织的研究，国外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称为组织的网络化问题。伯恩斯和斯多克从组织社会学角度，并借鉴韦伯理想类型的分析方式，提出了有机组织概念。他们认为，为了应对变动的环境，最合理的组织形式是有机式组织。在这种组织中，组织的弹性是保障组织应对复杂环境的基本要求，为了增进这种适应性，网络结构是组织必须采取的结构方式，它能保障组织成员间及时的沟通与合作。对有机式组织的讨论更多的是在权变策略下展开的，强调权力结构是分散的、网络式的，组织的沟通和交往是以网络的方式展开的，并认为有机组织包括价值分系统、技术分系统、社会心理分系统、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等。

把网络作为一种独立的概念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初的重点是组织间的网络关系。其原因在于分包和外购成为一种主流的生产方式，形成了有别于市场和等级的组织形式。在此问题上，阿尔钦和韦藤提出了“组织的形态和网络”。此外，很多学者与流派均参与到该问题的讨论中。例如，资源定位学派认为，企业组织间分工创造了企业相互间依赖的网络，导致了对企业组织间作用的约束，产生了企业组织间长期性的合约关系。种群生态理论则把种群定义为进行类似活动的一系列组织，这种网络组织是由客户、供应商、企业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动态适应系统，企业间的竞争进而演变为种群间的对抗。Amburgey和Rao（1996）对于组织种群生态理论发展过程的研究表明，组织生态学不同于传统组织理论之处在于：组织生态学以纵向的、长时间的角度来观察组织的变化，提供组织研究更适当的理论基础，传统组织理论则偏向于组织横断面的探讨，对于组织的产生、成长、衰退与死亡的原因与过程缺乏深入的研究。组织生态学实际上是把整个产业经营环境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而不同产业是生态系统里面的不同种群，在生态系统内的不同种群受到环境压力的不同影响而产生变化。组织生态学不仅为组织科学的研究建构出一套创新且有用的理论，也将生态理论的研究对象从生物个体延伸到组织、产业层次，提升了生态理论的学术价值。新经济社会学作为网络组织问题讨论的主力，从嵌入性的角度切入组织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对组织间关系结构的讨论不能把行动者原子化，而应该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格兰诺威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认为，由分包产生的组织形式是有别于等级和市场的另一种组织形式，被称为“准企业组织”，作为企业间嵌入性的网络结构，这种组织方式可以使交易双方尽可能了解对方的信息，建立起信任机制，避免交易中可能发生的激烈的公开斗争，使冲突得以弱化，市场交易变得井然有序。嵌入性结构是社会学进行网络分析的重要工具。其后，Powell、Baker、Uzzi等都先后用这一概念来分析组织间的网络结构及其对效率的影响。Messner等人概括了网络结构的三个特征：行为主体间的水平联结、跨组织联结和行为主体的互动。Baum和Ingram综合了Granovetter的弱联结和Burt的结构洞思想，从企业与网络的嵌入、探索性与开发性的行为模式两个方面分析了网络组织结构。Ahuja和Carley主张要从概念上澄清、实证上检验虚拟组织网络结构的三个维度：层度、集中化和层级，并总结了关于网络结构的理论——资源依赖与关联交易理论、散播理论、认知理论和网络组织形成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兰逊（Larsson）修正了威廉姆森的关于市场以及等级的二分法，建议用市场、组织间的协调以及等级三极制度框架代替原来的两分法。遵循亚当·斯密和钱德勒把市场和行政等级分别称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隐喻，兰逊把组织间的协调称为“握手”，以此说明当处于较低的召集成本和较高的内在化成本或行为者之间高度信任的情况下，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特定资源依赖协调程度越高，资源依赖的协调越有可能由作为企业间契约的网络来协调。

可见，从企业间关系入手，诸多理论流派逐渐意识到企业间网络的重要性，将它视为与市场和行政等级相提并论的组织形式。把网络组织视为组织内的关系结构是稍迟的事，继权变学派之后，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组织内网络关系可以在更为宽泛的范围内讨论，参与者日益增多。其中，包括Quinn、Malone、Rockart以及Morton等学者，他们皆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出了分析。总括而言，他们所讲的网络组织基本上都涉及去等级化、去中心化、共同的合作、高弹性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等特征，强调网络组织对行政等级组织的替代作用。

由于网络组织是由跨越企业边界合作而形成的新型组织，因此组织理论无疑是研究的根基。Theurl（2005）试图从组织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建立企业间网络经济学。资源依赖论与自组织论是网络组织研究中运用较多的理论，但仅仅限于解释网络现象，与网络组织自身的理论建构相距较远。

有效发挥网络组织配置资源的独特功效的途径是网络组织的治理。Jones等在其著名论文《网络治理的一般理论》中认为，网络治理是一个有选择的、持久的和结构化的自治企业（包括非营利组织）的集合，这些企业以暗含或开放式契约为基础从事生产与服务，以适应多变的环境，协调和维护交易，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契约是社会性联结而非法律性联结。从其定义可以看出，网络治理主要是对跨组织集合这一新型组织形态进行描述，而并没有涉及这种新型组织的运作行为，其实质就是网络组织，即区别于市场与层级的网络规制。关于网络组织治理，西方学者并未给出严格的定义，Bryson和Crosby认为，网络组织治理是在单个组织无法独自完成各自使命的情况下设计有效的制度来进行治理。Milward和Provan提出网络组织治理是一个与为管理规则及联合行动创造条件相关的较为宽泛的概念，通常包括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公共部门的代理人。网络组织治理的最大挑战在于相互之间的关系领域，因而合作关系的治理成为网络组织治理的关键内容。Johannisson是较早研究治理结构的学者之一，他将网络组织分为生产网、象征网和个人网，并指出网络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结点的地位及其在联结特性中的表现方式，认为在关注组织过程时，网络演进动力变得相当突出，生产网中预动行为占优，象征网中逆动行为占优，个人网中互动行为占优。一般来说，网络结构是自组织演化的结果，并随着内外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还在不断演化，因而网络结构通常表现为非正式的企业间跨边界合作。如果说网络联结也存在契约安排的话，那么更多的是以信任为基础的隐含契约或心理契约，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契约关系。Rubinstein和Firstenberg的思维型组织研究，从进化论的角度分析了网络组织结构由无序到有序的自发演化过程。这一点与Snow关于网络组织的研究观点基本一致。

网络组织的治理机制是西方学者们研究的另一个焦点。Alter和Hage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间协调理论，其核心内容是组织之间的协调是一种方法或过程，而不是结果。Terje等人在研究复杂项目组织间冲突时，提出了网络机制是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观点，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Arcari等人从战略密切程度与技术经济整合程度两个维度对网络组织进行了分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许经营和长期分包的控制方式、对象与机制，以及其他不同的机制，如信任机制、分配机制、协调机制和学习机制等。网络组织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治理机制问题。机制到位，就能为网络组织的有序运作创造条件，为协同效应的充分发挥奠定基础。网络组织能否成功运作的关键在于，其治理机制能否保证合作各方有足够的动机不去利用它们之间不对称的信息和不完全的契约来谋取私利，能否保证合作成员同步互动且有序高效协作。这一观点与Robinsonhe和Stuart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认为在战略网络这种复杂的交易关系中，治理机制的存在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合作者的不同利益所引起的激励问题将会扭曲合作行为并使战略伙伴关系失效。Parkhe对战略联盟的研究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相互依存的需要与行为的不确定性交叉作用，从而产生机会主义，因此，一个重要的管理任务是建立抑制机会主义的机制。Conway等人对网络研究的分解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精辟地提出网络研究可分为网络与相互关系两个层面：网络层面研究网络规模、多样性、稳定性和密度，关系层面研究网络的构成要素和网络活动，而网络活动集中于其运行机制。Koka从环境影响角度研究了企业间网络的演化过程。

关于网络组织治理绩效方面的研究相对深入，而且主要集中在网络组织的具体模式上。Osland等人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用于指导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过程模式。Dunning将联盟称为折中范式，认为联盟企业成功与否要从三个方面来判断：每一合作方的创新成长能力；各方互动合作的范围与程度；产业层面的合作效果。Kale等人认为，联盟成功与价值创造的评估在企业层面包括长期联盟成功的管理评估、价值创造的股市测度两个方面。

网络组织及其治理的复杂性、要素的多维性与环节的多样性，决定了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系统研究，也需要系统性创新。Barley和Jarillo是较早将网络组织作为一个独立分析单元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Barley等人提出，在网络组织中，企业不仅存在于多重的、复杂的、重叠的关系网络中，而且网络可以表现为不同于单个企业的无形的结构模式，要探讨核心结构，就必须超越单个企业，把它作为系统整体来分析。Jarillo将网络组织看成一个系统，他通过对Benetton网络的分析得出，Benetton的效率与弹性可用以下特征来解释：它由许多单元构成，而又属于一个大型同质系统。复杂系统理论无疑为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西方许多学者从该理论出发对网络组织进行了探索。Lipnack和Stamps长期从事虚拟团队的研究，指出系统原理有助于我们从新兴组织形态中找到其核心特征，为发展及检验近20年的网络组织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结构。Ashmos等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解释关系网络中的互动合作与参与决策问题。网络组织治理机制是在相互联结的关系框架内发挥作用的，并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

二 国内研究成果

（一）有关企业集群的研究成果

在威廉姆森中间性组织理论基础上，对企业集群的国内研究主要沿着以下脉络进行。

首先，比较了企业集群和企业集团两种组织形式的异同，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演进关系。国内学者仇保兴最早提出，集群内的每一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才能保持集群的稳定，并初步比较了企业集群与企业集团的异同点，但只是表面的一种概念的区分而已，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刘巨钦和李大元在威廉姆森中间性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将中间性组织分为企业集群、战略联盟、虚拟企业以及企业集团四种类型，并从含义、产生基础、运行机制、竞争优势与适用范围等方面比较系统地分析和比较了企业集群与企业集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罗国勋与汪少华通过分析小企业集群发展模式，得出：依托集团的小企业集群借助企业集团的整体功能，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加速技术进步、促进产品结构调整，进而加速企业成长。赖小琼和程宏在分析中小企业集群时，认为：大企业处于整个企业集群的中心地位，小企业集群仅仅处于其外围或下属，它们必须依托大企业才能实现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杜龙政等通过引入行为生态学和演化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对企业集群和企业集团二者互动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高峰分析了服务经济下企业集群与企业集团的演进与互动发展，并结合全球价值链提出了全球服务经济下企业集群与企业集团互动发展的路径。

其次，从创新角度研究了企业集群的生态特征。王羜认为，企业集群的衰落可以被看成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的结果。黄鲁成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企业集群中创新系统的特征及生存机制等问题，提出了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并建立了分析种群技术创新共生的理论框架。罗发友、刘友金认为，创新型产业集群是一种由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创新组织有机构成的经济社会“生态群落”，具有类似于生物群落的行为特征。李渝萍把中小企业集群的创新活力归结于它的衍生繁殖能力。在她看来，相关企业的空间规模聚集会形成集群生态化系统，在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系统中，普遍存在反馈现象。创新活动与市场需求、政府经济目标、自然禀赋等环境因素相互吻合，就会得到来自环境的正反馈强化和激励，从而使创新者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扩大产业创新活动。但集群给中小企业创新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存在集群中的污染、生态负外部效应等问题。

最后，从生物学角度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共生演化轨迹。周浩认为，使用生物学的方法，通过对处于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企业产出水平的刻画，动态地描述了企业集群现象，并分别讨论了企业集群现象中卫星式和网状式两种集群模式，给出了两种集群模式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和经济解释，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集群内部激烈的竞争是企业集群达到稳定共生的关键。王子龙等人认为，企业集群的共生演进过程主要受集群企业个体适应性、所处市场环境以及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三个因素的影响；企业集群的演化实质是区域经济系统和区域生态系统耦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其发展受利益驱动机制和生态平衡机制的双重制约；在复合机制的支配下，企业集群的演化态势呈现复杂的行为和轨迹。喻小军和谭建依据生态系统之间竞争与相互依存的特征，建立了企业集群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作用的模型，并讨论了企业集群的竞合效应。魏剑锋认为，企业集群与生物种群现象之间有类似性，集群中的企业之间、集群与环境之间表现为竞争与共生关系。在这种促进与制约关系的基础上，集群通过改变环境、共同行动、繁衍生息等行为表现出生存优势并按特有规律发展演化。刘友金和王国明运用行为生态学中的理想自由分布和生境选择的进化稳定对策基本原理，建立了企业集群边界稳定的博弈模型，既分析了单个企业集群边界问题，又分析了两个企业集群边界和多个企业集群边界问题，并讨论了集群边界条件的参数变动对集群扩张和收缩的影响。朱红伟通过对产业生态化本质及其产生时代背景的探讨，指出：传统经济导致了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产业发展模式的存在，而以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模式既是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保障，它要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不仅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又要确保经济发展不会损害其生态基础，从而使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合意性。

（二）有关网络组织的研究成果

对网络组织的研究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网络组织的含义、表现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等各个层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邱泽奇指出：由等级组织构成的工厂化模式在当代网络结构日趋发达的社会中已显得不太适应，网络化是组织发展的可能途径。赵红岩（2001）提出了亚市场理论：①研究企业交互关系中的“中间规则”; ②研究网络内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功能，依托于亚市场，网络内企业将有效地提升综合能力，进而提升区域竞争力。罗仲伟认为，等级组织具有某些难以克服的弊端，诸如组织成本越来越高、组织效率日渐低下、科层化阻碍创新、容易滋生腐败等缺点，因此，网络组织作为合理的替代形式，必然会逐渐取代等级组织。王耀忠从电子商务角度，运用定量方法对网络组织的结构特征和协调机制加以研究，提出了网络组织运行风险的控制框架。喻红阳综合利用学习理论、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理论、系统论、管理学等理论与方法，从集成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组织成功运行的可能，将网络组织中各节点企业的源、信息、知识等要素进行整合、集成，从而实现建立网络组织的最终目标，获得协同效应。洪军将网络组织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看成一个博弈过程，创建网络组织的博弈描述，用动态博弈Stackelberg模型证明，网络组织的实体通过合作，不仅能够增加合作体的利润总量，而且能增加参与合作个体的利润总量，按照Shapley值方案分配合作获得的收益具有很好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因而能使网络组织合作长期、稳定地持续发展。闫二旺根据网络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地位，把网络组织分为有盟主的网络组织和无盟主的网络组织。喻卫斌通过对不确定性的属性、分类及基本前提的分析，研究了不确定性和企业理论的演进，循着“确定性-参数不确定性-结构不确定性”及“企业同质性假设 -企业异质性假设”这样一种理论轨道和逻辑联系，分析网络组织的形成和选择，界定网络组织的性质、特征及其边界等问题。周红梅主要将网络组织的有关理论引入产业竞争力研究领域，分析网络组织的价值及提升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机理，并分别以战略联盟、供应链联盟、动态联盟以及产业集群作为网络组织的四种典型模式，对这四类网络组织的价值、提升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机理、影响组织绩效的主要风险以及风险规避进行了研究。彭文慧通过缔造无边界企业以使集群的活动主体更具活力，进而提高集群组织的弹性和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朱礼龙、周德群认为，网络组织模式可分为存在核心企业的网络组织模式和不存在核心企业的网络组织模式。前者主要包括下包制、虚拟组织以及供应商行业的模块化等形式；后者主要包括战略联盟、企业集群以及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有政府参与的“产、学、研”的大联合等形式。网络组织模式的演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有其内在规律。

总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企业集群还是网络组织，初期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定性方面，如对企业集群和网络组织的概念、优点和必要性的认识，以及企业集群和网络组织的社会性和信息化等。即使研究较多的虚拟组织也多是从技术上的实现来研究；后期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中小企业集群创新和生态演化研究方面，以及网络组织的内部结构协调方面。例如，许多人认为企业集群和网络组织均是一个非线性动力系统，它们的发展具有类似生物进化的特征。但对于企业集群与网络组织二者关系的研究还相当零散与薄弱，对二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做单线分析，还缺乏结合的视角。

与企业集群相比，对网络组织的研究，历史更短，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很多人把网络组织看成一个学习型组织，是各成员企业之间的博弈过程，具有自组织性，并对网络组织进行了类型分析等，但就目前来说，对网络组织的研究依旧是一个不断发展、尚无定论的课题，甚至连一个公认的定义也没有，更别说它与企业网络、企业集群等概念的区分了。许多问题如网络组织的产生机理、网络组织自组织性的原因、网络组织面临的风险、网络组织的结构优化等，还处于正待深入研究阶段。这主要因为网络组织是一个比单个企业更为复杂的、动态的系统。正如对单个企业的研究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一样，对涉及更多企业集合的网络组织的研究也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甚至比对单个企业的研究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把握。网络组织产生的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不仅有组织内的管理，更有组织之间的协调、集成和管理。

从实践上看，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时，仅仅推行中小企业集群战略，不重视网络组织的作用，更缺乏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思维，不仅不利于网络组织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由此可见，对二者展开比较和深入分析，不仅有利于加深对企业集群和网络组织的理论认识，而且有利于促进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健康发展，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