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流通：建立一种研究政党体制的新视角

王长江

内容摘要 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为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孰优孰劣争论不休。其实，在政党体制模式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流通。对于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家来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变换政党体制，而在于各要素之间的政治交流是否通畅，互动是否良好。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应着眼于此。

关键词 政治流通 流通量 沟通 政党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但在推进民主的实际进程中，在对民主政治本质的把握上，我们常常会出现迷雾。这里面最常见的，是把民主的本质和民主的形式混淆在一起。例如，有些人把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同于民主，这实际上是错把民主政治的形式当成了它的本质；而有些人则试图绕开选举和竞争去另寻民主发展之途，这实际上又是错把民主的本质当成了形式。凡此种种，都说明对民主政治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既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在此，笔者集若干年思考之所得，提出关于政治流通理论的五个观点。笔者认为，从政治流通的角度来把握民主，可以使我们对民主的本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一 政治流通与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关系？

什么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尽管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概念，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共识还是存在的。例如，民众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公共权力是属于民众的部分权利的集合；公共权力应当为公众服务；公共权力的运行须接受公众的监督，等等。总之，民主不同于专制、专权，它把民众与公共权力捆绑在了一起。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民主政治，本质上讲的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公共权力来源于民众，公共权力的运行以民众的授权为依据，运行的过程要接受民众的评判和检验，运行的结果要得到民众的基本认同，尔后才能正常地进入下一个运程。而且，公共权力往往从公众的评判中获得反馈，并据此调整权力运行中的偏差，以保持和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可见，民主政治就是一个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彼此互动的系统。

进一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互动是由无数信息流构成的。民众表达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向公共权力提供诉求信息；公共权力根据民众的诉求进行决策，实际上就是汇集、综合信息并做出应对的过程；决策之后的执行，实际上就是把决策信息传递到执行部门，由它们把这些信息转变为行政行为；决策结果的反馈，就是对民众关于决策执行结果评价信息的收集；政策调整，就是把公众的评价信息添加到再决策的过程中，获得一个经过修正的、更加准确的决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就是让公共权力在众目睽睽之下运行，使公众始终有途径和机会对权力的不当使用发出警告信息。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从运行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就是各种与政治有关的信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流通的过程，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政治流通”。政治流通在英文中有相应的概念，即“political communication”。但长期以来，这个词组被译为“政治通讯”或“政治传播”“政治沟通”，均不够准确。“政治通讯”显得生硬，不符合国人的用词习惯，使人有不知所云之感。“政治传播”则对主体的作用描绘得过于夸张，“互动”性质易受误解。因为政治流通中的主体，绝不仅仅是传播者，同时更是接受传播者。权衡各个因素，我们认为，“政治流通”的概念更能体现政治信息朝着不同方向流动的特点。而我们平常所讲的政治沟通，其实是某个政治主体（主要是执政者）应政治流通的需要而疏通信息渠道，促进政治互动的行为，是执政主体对政治流通客观现象的主观应对。

二 哪些因素决定着政治流通的流量？

既有流通，就有一个流量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决定着政治流通的流量？

决定政治流通量的，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不奇怪，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把人对利益的追求还原为人的本性，承认人们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利用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有了利益追求，就有了对公共权力的利益诉求，而利益诉求的量决定着所有其他环节的政治供求信息的流量。如果把这种情况和计划经济时做一个比较，问题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整个政治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否定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千方百计压抑这一追求。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如果让人们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人的无限欲望（需求）必然与相对有限的资源（供给）发生矛盾。当这种矛盾发展成为一些群体与另外一些群体之间的矛盾时，就演变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所以，社会主义要避免这种前景，就必须否定个人的利益追求，代之以由国家制定生产计划来满足人们需求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政治流通量必然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市场经济则使得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政治流通量之大，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有人用“信息爆炸”来形容信息社会的信息流动。这种比喻，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对政治流通量的描述。

其次，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政治流通量的增加。我们面临的政治现实是：只要允许人们表达利益，人们终究会意识到，组织起来能够使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于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便迅速发展起来。民间组织的发展，客观上不只是转达了有关民众的利益诉求，更强化和放大了这些诉求，这会使政治流通量迅速攀升。此外，我国社会短期内迅速转型，也使矛盾在一段时间内比较集中。这等于是把其他国家用较长时间来消化的信息汇集到一起来处理，难度大大加强。数据显示，这些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以每年1万宗的速度增长，其中既有近年来产生的新问题，也有过去积累的老问题，甚至还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遗留问题。

再次，当今时代的传播工具，特别是新兴媒体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公民诉求的增长。传媒的发展，使公民的诉求有了便捷的表达渠道。尤其是有了网络、手机短信这些新兴媒体，使得人们更易于向政党和政府传递自己的意见和诉求信息。这就促使人们把过去怕麻烦、怕耽误时间而往往隐忍掉的那部分信息也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政治流通量的急剧增加。

综上所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民主政治中的信息流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任何时代要大得多。它为政治沟通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课题。

三 政治流通在多大程度上和政治稳定相关联？

政治流通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向政治体制提出的挑战。政治沟通则是执政者处理政治流通问题而做出的应对之举。综观各类执政者的应对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缺乏沟通。所谓缺乏沟通，就是政治体制既忽视了公众诉求大量出现的事实，看不到进行政治沟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不愿为这些诉求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固守旧的观念和体制，导致流通堵塞，民怨沸腾。这好比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堰塞湖，日积月累，政治体制承受的压力已经不堪重负，酿成政治体制的危机，面临崩溃的可能。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如果社会处在一个平缓变化的时期，诉求信息供给相对不足，政治体制尚可稳定。一旦社会诉求急剧增长，政治不稳定便必然发生。历代专制制度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往往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二是流通不畅。执政者看到了旧的政治体制缺乏沟通渠道和沟通机制的潜在危机，尝试对大量出现的诉求进行沟通。但由于政治流通量急剧加大，政治体制却没有提供与此相应的足够渠道，于是出现了政治流通不畅的状况。政治流通不畅肯定带来政治不稳定。至于这种不稳定是不是会威胁政治体制，导致政治体制危机，则要看政治流通和政治沟通之比。我们可以由此导出一个等式：

在这个等式中，政治流通量肯定大于政治沟通的量，因为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可能把社会上所有的诉求信息无一遗漏地反映上来。当政治沟通实现的量与实际政治流通量相差不大时，政治体制大体上是稳定的。相反，政治沟通的量与实际政治流通量的差距越大，政治体制就越不稳定。

三是沟通顺畅。在面临诉求信息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政治体制主动应变，广开渠道，不但能为各种政治信息提供充足的表达空间和表达途径，而且有能力对这些诉求进行引导。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政治沟通越是主动，政治流通就会越有序；政治沟通越是有效，政治稳定的指数就越高。政治稳定的程度与政治沟通的水平成正比。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政治体制适时变革的前提之上。

四 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政治流通？

从政治流通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不难发现，几百年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们寻找更多的政治流通渠道和政治沟通载体的历史。不同的载体相互博弈而又相互补充，形成了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具体模式。

西方多党制是民主政治长期发展形成的最典型的政治沟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党成了人们最基本的政治沟通载体。人们为了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组织政党。不同的利益群体（如阶级、阶层、集团等）被不同的政党代表，构成了多党之间进行竞争的态势，为西方社会多元化的利益表达和沟通提供了比较有效的渠道和空间。多党制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把各种可能的利益诉求都纳入制度框架中，最大限度地消解了反制度的力量，等于为政治体制设了一个安全阀。这或许正是多党制被看作西方民主政治经典模式的原因。相比之下，后来尝试的许多其他模式虽然也各有优点，但从实践的效果看，其缺陷也相对明显，至少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可以效仿的类型。

于是，人们似乎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即只有西方多党制才能解决政治沟通问题。也正因为此，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民主与多党制等同起来，乃至“左”的一方和右的一方都把这里看作自己的主战场。在“左”者看来，一般谁主张民主，谁就是在主张多党制。中国既然不能搞多党制，那么很自然的，中国就不应该强调民主。这种误识，促使当前一些学者热衷于探寻剔除了民主或仅保留民主形式的政治体制，以为这便是“中国特色”。而在右者看来，利益多元化必然要求政治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只能以多党制来体现。由此而论，要真正实行民主，就必须搞多党制，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能充当政治沟通载体的是不是只有政党？多渠道的政治沟通是不是只能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几十年前，或许是如此；从20世纪中期人类积累的民主政治经验来看，或许是如此。但是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时代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

政治沟通载体的多元化，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势。除了政党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力量的发展，也越来越承担起沟通载体的功能，并在事实上不断挤压着传统上属于政党的活动空间：一是迅速发展的民间组织，二是高度发达的媒体。在一些方面，这两种载体所能起到的沟通作用，是政党无法达到的，具有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例如，在维护群体的具体利益方面，一个党组织可能会在市场面前束手无策，而销售合作社则具有专业化的应对手段和途径；在利益表达途径方面，民众通过党的组织层层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能会因组织层级多、手续复杂而延误和变形，而媒体（特别是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则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并保持信息的准确性；在利益表达方式方面，政党可以在各种不同利益之间进行协调，但无法只代表一个群体的利益，民间组织则可以确定地作为某种利益的代表参与博弈，等等。在这种深刻变化面前，即使是西方国家，也越来越明显地开始在传统的多党制之外挖掘政治沟通的资源。其实，政党从来都不是唯一的政治沟通载体。现在更加不是唯一。

在政党、民间组织、媒体都能作为政治沟通载体的条件下，我们至少可以认定存在这样一些可供选择的模式：

[模式1] 政党+政党+政党……（即多党制）

[模式2] 政党+民间组织……

[模式3] 政党+民间组织+媒体+其他形式

可见，多党制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选择。政党数量的多少也不是判断政治体系是否稳定的根本标准。政治体制的政治沟通量的大小才是政治稳定的根本指标。

五 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应朝什么方向探索？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一党制的条件下，同样存在着发展民主的巨大空间。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基本框架之下，对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其中，拓展政治沟通的渠道，健全政治沟通的体制，增加政治沟通的流量，寻求政治沟通量和政治流通量的平衡，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是改革应当把握的基本方向。

首先，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沟通载体。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执政党党内民主等原则，都和政治沟通的大方向相吻合，理论上不存在任何妨碍政治流通的障碍。关键在于，仅仅停留在原则上还不够，应当把它们转换成可操作的机制、规则和程序。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按照政治流通的需要和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来思考和设计这些机制、规则和程序，而仅仅在维持已有的权力配置格局的前提下进行小修小补。已有的格局归根到底是过去不合理、不科学的政治体制的体现，是需要改革的对象，而不应是改革的前提。把坚持党的领导等同于保持、维护这种权力配置格局的观念，必须改变。

其次，应当顺应公民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培育、扶持和引导民间组织的发展。利用民间组织吸引民众，扩大政党的影响，是许多国家的政党巩固和扩大自身基础的重要途径。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外，在有影响力的政党周围，往往活动着大量的外围组织，政党和民间组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国，在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的框架下，让民间组织承担更多的政治表达和政治沟通的功能，不但可以大大拓宽政治流通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执政党单一渠道的不足，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也即社会稳定性的提高。惧怕民间组织的发展，千方百计为民间组织的发展设置障碍而不是提供方便，实质上只会把公众推到对立面上去。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的表现。

再次，应当研究当代媒体，尤其是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更好地发挥媒体政治沟通渠道的作用。近年来，和其他渠道相比，媒体在政治沟通中所起的作用格外突出。这一方面说明高度发达的媒体在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说明，媒体作为独特的沟通渠道，正在越来越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和民间组织一样，媒体的发展也挤占了传统上属于政党的一部分空间，替代了政党的一部分功能。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发展对执政党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须看到，政党有很多方面的优势和特性是媒体所无法具备的。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介质，政党和媒体之间无疑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政治沟通方面更是如此。所以，如何遵循媒体传播规律，充分利用它的优点促进政治沟通，最大限度地减少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政党与媒体互动过程中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总之，当今时代的发展，为我们建立多样化的政治沟通渠道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思路和途径。只要坚持不断地进行探索、创新，我们就能够在民主政治中走出有中国自己特色的道路。对此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 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