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革”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及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

一 “文革”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中苏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做秘密报告大肆攻击斯大林，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恶化，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及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又进一步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1963年9月～1964年7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的大论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开始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面发展。毛泽东越来越倾向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增加，而这一系列恶化的国际形势逐渐影响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使他日益强化中国决不能出“修正主义”的观点，并逐步做出了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

从1957年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起，经过庐山会议，到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被确立的过程。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军、全社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紧接着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年5月2日～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被认为是整个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场由中央领导亲自指导，数百万干部和群众参与其中的运动长达4年之久，这场运动强化了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在一定意义上为“文革”的发动奏响了序曲。

1964年12月29日，林彪在《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的观点，1965年11月18日，又系统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并把“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联系在一起。1965年12月27日～1966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贯彻“突出政治”五项原则问题。此后，从1966年2月3日～4月5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7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统帅一切”“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等观点。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为“文革”的发动制造舆论准备，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他（毛泽东）这样做的时候，甚至利用了《解放军报》作为他的喉舌。”而“突出政治”的观点首先在军队中提出以后，后来又从军队蔓延至全党、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直至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革”开始后，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符合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关系到中国和世界命运的“高度”。甚至在经济领域，也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政治统帅经济，并以此否定利润刺激、物资刺激，并把是坚持政治统帅经济，还是坚持利润挂帅作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工业战线上的根本分歧。可见，“阶级斗争”“突出政治”成为“文革”时期一切行动的指南，而毛泽东那段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论述，经常以毛主席语录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便时刻提醒着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正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

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对“文革”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文革”主要不是由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对此，他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王力把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结合起来认识“文革”的观点应该说是客观的，他的论述对进一步深刻认识“文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应该说，“文革”的发动有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复杂心理因素，李泽厚分析：“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为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就要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强化“阶级斗争”意识。受此影响，妇女问题也逐渐被“阶级斗争”意识笼罩，并被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

二 《中国妇女》杂志：理解“文革”前后妇女问题的一把钥匙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当时被认为是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与此相对应，女性问题自然也和“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妇女》杂志作为反映妇女问题的重要期刊，发行量从1949年的1万份到1967年最高发行量达90万份，期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并成为与《红旗》《中国青年》《人民文学》并驾齐驱的全国四大刊物之一。由于杂志讨论的主要是广大女性的工作、家庭、孩子教育、妇女生理等问题，所以受到了她们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讨论的几个专题更是直接触及到了女性问题，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革”前后官方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1963年4月，《中国妇女》杂志第4期刊登了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的《谈革命妇女的人生观》一文，讨论了中共妇女干部应该如何处理好革命工作和家庭、孩子等生活问题的关系，并提出了应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个人生活问题放在第二位的观点。此后，《中国妇女》杂志陆续收到很多女性的来信，提出了“一个女人活着究竟为什么”“一个女干部究竟应该怎样处理革命工作和家庭、孩子等生活问题的关系”“当工作和家务发生矛盾时，怎样才能解决好”“一个革命女干部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是不是一个女干部最大的幸福”“是不是担负起了哺育、教育孩子的责任，就可以减轻自己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妇女》杂志根据读者来信，又经过了大量调研，发现不仅仅是普通女性对上述问题存在困惑，很多机关女干部和有些妇联干部也存在着上述问题的困扰。《中国妇女》杂志认为，这关系到如何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问题，为了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该杂志从1963年第6期～第12期开展了“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专栏；1964年第4期～第9期又开展了“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的讨论专栏。这两个专题讨论开始后，收到了全国各界妇女近2000封来信和稿件，讨论的主题涉及千家万户，讨论的阵容声势浩大。有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等许多单位的女干部，还有不少男干部；有工矿企业、文教卫生、财贸、交通、服务行业等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还有许多农村工作者；有部队的女战士，还有正在翻山越岭进行地质考察的技术人员。在这些信件中，有些是反映个人意见的；有些是机关、团体、工厂、农场等单位的一部分干部集体讨论的纪要；有些是报告一对夫妻的共同意见；有些是反映夫妻之间的激烈争论。当时，不少地方妇联干部积极地、有计划地组织干部进行专门学习和讨论，这场讨论正如有些读者来信所说：“这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触动了许多人的思想，是有益的一课。”

《中国妇女》杂志在讨论过程中，还发表了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廖苏华的《什么是革命妇女的真正幸福》一文，认为革命妇女的一切劳动和斗争，只有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只有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前进，那才是革命妇女的真正幸福。”《中国妇女》杂志在1964年第2期发表的《决心做坚强的彻底的革命女战士》一文，对“女人活着为什么”的专题讨论进行了总结，认为革命的女干部要继续发扬革命精神，通过实际斗争，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坚定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社会宣布“我们活着就是为革命，只有这一个目的，没有第二个。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的精神教养孩子，安排家务”。虽然这场讨论坚持用阶级观点分析妇女问题，讨论的整体基调也是鼓励广大女性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家庭生活放在第二位，但由于讨论更为倾向于关注妇女问题的特殊性，强调从女性自身的立场去观察问题，这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调不相一致。

1964年10月，时任《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组织人发表文章，对《中国妇女》杂志的讨论进行了公开批评。《红旗》杂志在1964年第20期发表了万木春的《怎样看待妇女问题》一文，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看待妇女问题，而不能按照性别差异解决妇女问题。文章认为“女人活着为什么”“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由人们的性别差异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决定的，并认为这两个大讨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背离了“阶级斗争”的轨道。文章告诫广大妇女如果继续纠缠在女人的福气，女人的幸福，女人的天职，女人的三道关口——恋爱、结婚、生孩子，女干部是干部“又是妇女”等问题的讨论上，就有堕入“资产阶级人性论”泥坑的危险。文章并没有从女性自身的性别立场考虑妇女问题，认为女性的人生观、世界观完全是由阶级决定的，抹杀了女性和男性性别差异的特殊性，即性别从属于阶级，这就否定了解决妇女问题的特殊性，妇女问题被整齐划一了。

《中国妇女》杂志在1965年第3期发表社论，题目是《发扬革命精神迎接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再一次对“女人活着为什么”和“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两个讨论进行批评。文章虽然没有公开指责时任《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董边，但认为编辑部在指导思想上违背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指示，没有用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妇女问题。

《中国妇女》杂志作为当时反映女性问题的重要刊物，是我们理解“文革”前后官方对妇女问题认识的一把钥匙。对杂志讨论内容的批判态度反映了自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官方对“阶级斗争”意识的强化，即性别从属于阶级。《红旗》杂志刊登万木春的批判文章后，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全国妇联书记处责成董边进行公开检讨，“文革”开始后，董边被撤职，并遭到批判。董边在任时，曾提出要把《中国妇女》杂志办成一个妇女问题的权威刊物，但由于她的被撤职与被批判，最终使《中国妇女》杂志丧失了董边曾提出的特殊性、多样性、知识性的特点，杂志以宣传“文化大革命”内容为中心任务，缺乏女性杂志应有的风格与特色。这样，妇女问题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中，逐渐开始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