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建立了当时在世界上还不多见的共和政体，中国成为亚洲唯一的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继美、法之后第三个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大国。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又无论这一革命本身具有怎样的不成熟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辛亥革命都是一件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屡见不鲜，短或数年、数十年，长或数百年，然周而复始，无非是王朝易姓而已。辛亥革命所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王朝时代。

辛亥革命后六年间，两次帝制复辟来去匆匆，一方面显示了专制思想的顽固性，一方面也告诉人们，封建帝制确实被扫进了垃圾堆，民主取代君主，成为社会不可挑战的共识。此前数十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提倡无君无父的民主，简直是大逆不道。即使在十余年前，在先进的中国人中，能否实施民主也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的变化竟是如此之迅速。

共和制度并不是一帖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民国初建，并未立时给中国社会带来稳定，带来繁荣，甚而接引了一个持续的政治动荡时期，但它开辟了在专制制度下难以出现的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则是无可置疑的。从思想到制度的大解放，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研究表明，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并非像以前所描述的那样黑暗和低效。尽管这一时期呈现出转型期的动荡不安，但还是出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期思想与学术的百家争鸣，则更是常常为后世所称道。

辛亥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宫廷政治”向“议会政治”的转向。然而，这一转向未能成功。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持续动荡后，人们对议会政治失去了信心，转而寻求更具效率的政治体制。于是，一个融合了传统因素与现代政治观念、融合了中国因素与外国范例的政治方式产生了。1920年代，一种新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政党政治”出现了，由“议会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向由此而发生。接受了苏俄理念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党并不是作为一个选举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有着严格纪律的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而存在。这种政党一出现，便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整合能量，开始主导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并实行国共合作，到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短短数年间，新型政党显示了它强大的作战力。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展现出巨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有信仰有主义的政党，它在动员社会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非凡能力。中国由此而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国或政党革命的道路，政党（或作为政党领袖的个人）在国家事务中成为中心角色。

人们常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民众之所以能接受马列主义，接受苏俄道路，不只在于苏俄政权的示范，还在于西方列强的冷漠。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主动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在中国取得的若干特权，三次对华宣言展示了苏俄外交的公开性与正义性，获得中国社会的欢呼。人们认为苏俄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应该走苏俄的道路。与英美法冷漠对待中国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相比，苏俄主动放弃不平等特权的宣言表现出了他们同情弱小民族的姿态，对比十分强烈。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孙中山在求助于英美援助而不可得时，把目光转移到苏俄身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国共合作的形成，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走向。

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也经历着一场变革。民国的建立，并未能即刻缓解中国外交的困境，并继续延续着晚清外交的某些惯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列强在欧洲作战的机会在东方采取行动，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了中国胶东半岛，在此基础上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北京政府不得不签署了一系列“民四条约”。这是进入民国后所订立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给了中国外交一个缓慢抬头的机会，这个机会之源便是中国的参战。对于参战与否，中国内部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之类的闹剧。最终，北京政府决定对德宣战。通过宣战，中国废除了与德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德国在华治外法权，德国在华军队也被解除武装。宣战还使中国获得了以战胜国身份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宣布参战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地参与世界事务，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转向主动参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义重大。

对战后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怀有较高期待。中国不仅要求收回德国的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还要求废除中国与日本签订的“民四条约”，废除列强在华享有的若干不平等特权。但和会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就连收回德国租借地这样的基本要求也未被和会所接受。巴黎和会的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轩然大波，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大声说“不”的举动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它摆脱了以往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规律。在此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再次提出废除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虽未能如中国所愿，但它触发了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对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5年，北京政府发起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修约活动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召开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这样的多边会议，一是与单个国家展开双边交涉。关税会议初步达成协议，列强同意中国在1929年实现关税自主，中国政府承诺取消厘金制度。但关税会议进行之时，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会议遂不了了之。法权会议则未有进展。会议对中国司法状况进行了调查，认为中国的司法状况不如人意，须待中国现代司法制度比较完善时方可讨论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条约到期国家发出照会，要求订立平等新约。在修约谈判中，面对抵制与拖延，北京政府曾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比利时、西班牙的条约。中国敢于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

当北京政府致力于通过谈判来修订不平等条约之时，南方的革命政府已经走得更远。孙中山改行联俄外交后，确立了反帝外交政策。孙中山去世后，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于1926年发起了北伐战争。北京政府此时开展的修约外交在南方政府看来远远不够。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不应该谈判修订而应该直接宣告废除，应断然实行“革命外交”。南方政府提出了两大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采取了比北方政府激进的外交方针。以群众运动为前导，以北伐军部队为后盾，汉口、九江的英租界通过街头冲突、中国军警开进、谈判解决的三部曲而收回。在镇江，英国在北伐军到来之时主动提出交还镇江英租界。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行之时，国共合作的革命阵营发生分裂。以四一二政变为标志，国民党发起“清党”运动，将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共产党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从城市到乡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促使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攸关民族存亡的危机面前，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别承担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尽管抗战期间国共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很严重的军事冲突，但国共合作大局仍得以维持，这为中国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提供了基本保证。

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抗战前期，中国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促使德国保持了一段时期的中立，从而继续获得德国的军事物资，促使苏联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对华援助，促使战争初期保持中立的英美逐步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两度派出远征部队入缅作战，最终解放了缅北大片地区。中国积极支持邻国的抗日活动，成为朝鲜和越南抗日力量的庇护所和大本营。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积极参与战时问题的讨论和战后秩序的设计，为创立联合国和建立公平合理的战后秩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抗日战争不只是一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还是一场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战争。经此一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中国不仅废除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享有平等地位的国家，还担任了新成立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成为对国际事务享有重要发言权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长久徘徊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抗日战争使中国重返中心舞台。这样的巨大变化，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在战争爆发前也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内政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政治格局在战争中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全面抵抗战争，迫使国民党实际上开放党禁，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各民主政团也得以开展活动。抗战中发生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尤其是第二次运动，浪卷朝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城市，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工商阶层，实行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各界的共同要求。可以说，到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崩塌，继续实施专制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于是，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的民主协商制度时，社会充满着期待。抗战已经为此后的政局变化做好了思想观念和舆论上的准备。抗日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大门，这扇大门一旦打开，国民党已无力再行关闭。

在抗战前期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中美关系有极大改进，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中国也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然而，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中国，它更多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面，对国民党日益失望。对抗战后期的民主运动，美国持一定程度的同情、肯定与支持态度，并一再敦促国民党政府做出响应。史迪威事件是中美矛盾发展的集中体现，一位上将级将领被盟国“驱逐”，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缓和矛盾，美国做了妥协和退让，召回了史迪威。然而，美国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为维护统治而拒绝改革的顽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国人的心中。这对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的坚定程度，不能不产生消极影响。

战后，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奉命来华，试图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尽管马歇尔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他最终仍无功而返，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为了对抗苏联，阻止中国共产党获胜，美国选择支持国民党。然而，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国民党难挽颓势，最终在国共较量中败下阵来。

抗战结束之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貌似仍占有巨大的优势，何以战后短短的三四年中国共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如此迅速地夺取全国性胜利？人们对此有着不同角度的探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不可忽略：民心所向。当成千上万的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组成了浩荡的支前大军时，当成千上万的失去了希望的市民为温饱为自由而走上街头时，民心的指向已十分清晰。人心思变，人们向往着一个新制度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