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新阶段

回顾40年的改革历程，把成功的经验甚至不尽成功的教训抽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和转型理论，有助于判断当前发展阶段，认识改革面临新任务的性质。从目的论上说，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历程中，主要是进行着两个重要的转变——在体制模式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增长类型或发展阶段上，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转变。在现实中，与这两个过程贯穿在一起的，同时还发生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变，即从高生育率阶段到低生育率阶段的转变。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改革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见表1）。

表1 经济增长源泉及其未来趋势

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都是顺应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特殊制度需求而进行的，改革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一方面，随着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是臻于成熟、定型的阶段，改革难度将会越大。

正如表1所示，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加速消失，以往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式微，潜在增长率下降，超常增长速度不再能够维系。迄今我们观察到一系列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1）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支撑能力；（2）资本劳动比过快提高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3）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慢；（4）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致使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弱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滑。

可见，中国经济的确进入以增长速度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速为特征的发展新常态。蔡昉和陆旸估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前大约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的7.6%、“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的6.2%。迄今为止，实际增长减速的轨迹和节奏已经在遵循着这个预测。这对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紧迫的要求。而这些任务只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按照增长理论预期和各国发展经验，从赶超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向在技术前沿上的新古典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增长速度放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潜在增长率以何种节奏降低从而实际经济增长以何种速度放慢，在国家之间却是大相径庭，进而导致不同的长期后果。就中国而言，深化改革可以挖掘要素供给和配置的潜力，提高潜在增长率，帮助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使任何群体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机会越来越少。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进一步改革面临着两个难点：一是在改革不可避免对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情况下，会遭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和干扰；二是在形成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竞争环境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和经营者会陷入实际困境。面对这两个难点，既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政治决心，也需要妥善处理矛盾的政治智慧。

总体来说，改革与增长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trade-off）。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逻辑表明，改革红利终究会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例如，蔡昉和陆旸探讨了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生育政策、教育和培训体制等领域改革可能带来的诸如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力资本等效果，发现这些效果预期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改革的顶层设计，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做出制度安排，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

本书各章在中国经济问题的相关领域，对进一步改革促进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对改革的重点任务和推进方式提出了政策建议。例如，本书分别强调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与效率模式重塑；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未来金融改革的根本方向在于形成由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金融体制，并借此推动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在通过体制转型理顺价格关系和稳定物价水平平衡中推进价格改革；在保障民生和开启经济增长新引擎的统一中，深化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在坚持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着重构建和完善统一市场建设等政策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将来自顶层的战略构想和基层群众的创新相结合；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来构建国有企业改革动力机制；从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手，缩小收入差距和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把积极理性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不断地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以继续深化改革，形成市场充分公平竞争的格局带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