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三、新文化运动的推轮者
周作人提倡写“美文”
新文化运动还有几位健将，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朱自清等。这几位不但积极提倡新文学，他们的白话散文、诗歌也都写得很漂亮。
白话散文这种文体，有一阵子不太受重视。仿佛正经八百的文学作品里只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报纸杂志上的随笔短评虽然也有不少，可没人认为它能成啥气候。
较早提倡写散文的是周作人，他有一篇《美文》，说外国文学里的论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学术批评的性质，另一类则是带有艺术性的记述文章，这后一种，即美文。
美文虽然用散体写成，却有着诗的韵味。在英语国家中，这种文体尤其发达，而中国的白话文中却缺少这一格。有的时候，人们有些想法要说出来，却又不适合用诗歌和小说来表达，那么美文就是最好的表现形式。
周作人是“五四”文坛上的先锋人物，他的话很有号召力。他自己又身体力行创作“美文”，这块新文学的处女地就这样被开垦出来。以后人们便称这种文章为散文或小品文——杂文也属于小品文。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又名启明，号知堂。他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他早年的经历，跟鲁迅相近：也在南京水师学堂读过书，也到日本留过学。只不过他东渡日本是在1906年，比哥哥晚了四年。此外，他在东京法政大学和立教大学读文科，鲁迅则先学理工，又学医学，最后才改攻文学。
以后哥儿俩一块编过《域外小说集》，一块听章太炎讲文字学。回国后，两人又一同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开始时，鲁迅的成就是在小说上。周作人呢，则在文学理论、诗歌和散文上都做出了成绩。——他是1911年夏天从日本回国的。先是在浙江教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做了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等课程。那个当口，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北大又是这个运动的中心，他积极参加进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许多有关文学的新观点，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呢。
光有白话是不够的
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文，把白话的效用吹得有点过了头，仿佛只要白话取胜，新文学革命便大功告成似的。同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周作人，便写了《思想革命》一文，说是要搞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而且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周作人认为，古文用文言写作，固然有晦涩难懂的毛病；但它的病根儿，却在于思想荒谬。如果思想不变革，单单把文字工具换过了，宣传的仍是他们那套“天地君亲师”的陈芝麻烂谷子的理论，文学革命又怎么能算大获全胜呢？
周作人的文章理据充分、心平气和，其中还不乏幽默。例如，他用白话替宣传旧思想的人“翻译”了几条礼教条文。旧伦理中不是有“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说法吗？他给翻成“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这难道也是文学革命的成果吗？
周作人墨迹
以后周作人积极参加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建立，还为研究会起草《宣言》，提出“为人生”的写作主张。——这一主张，他曾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中提出来过。
周作人也写新诗，最有名的一首叫《小河》。那几乎是中国第一首散文诗啦。不过他文学的最高成就还是在散文上。他一生出版的散文集有二十几个，像《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苦茶随笔》《药堂语录》《知堂文集》……不过，随着思想的变化，他的散文风格也在变化。
周作人说过：在他的身体里，藏着一个叛徒和一个隐士。——这里说的“叛徒”，当然是指旧营垒的叛徒。他写文章反对儒家的“祖先崇拜”：他说，在自然法则上，祖先是为子孙而生存的。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做古人，那就是倒行逆施！还是把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吧！
善从平缓显锋芒
周作人的文章，篇幅都不长。表达的意思不能说不激烈，但语气却是平缓的，娓娓道来，还时时夹着反语和俏皮话，独有一种味道。
不过他的文章也有动感情的时候。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愤慨万分，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其中描写刘和珍、杨德群二烈士入殓仪式的那一段最感人：
第二天上午十时棺殓，我也去一看；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了的两个人，只余脸上用一层薄纱蒙着，隐约可以望见面貌，似乎都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刘女士是我这大半年来从宗帽胡同时代起所教的学生，所以很是面善，杨女士我是不认识的，但我见了她们两位并排睡着，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好像是看见我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着已是四十岁了，好像是我的现在的两个女儿的姊姊死了似的，虽然她们没有真的姊姊。当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我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我见职教员中有须发斑白的人此时也有老泪要流下来，虽然他的下颌骨乱动地想忍住也不可能了。……
从平实的文字里，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椎心的悲痛。——当亲人逝去的时候，任何修饰的辞藻都是多余的……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不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作者身上“叛徒”的性格消退了，渐渐显露出“隐士”的一面来——也就是士大夫的那一面。他的散文，写花鸟虫鱼的多了起来。其实这类文章，在他早期的散文中也不少。谈饮酒啊，谈喝茶啊，充满了“隐士”的情趣。在那篇《喝茶》里，他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种情趣，已不再是反礼教斗士的了。
1937年，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沦陷了。许多爱国人士都毅然出走，留下的也都隐居不出，誓不与侵略者合作。可是这位“隐士”却在最该做隐士的时候，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出任了伪政权的什么“教育部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丧失了民族气节，成了洗刷不掉的污点！
半农、玄同演“双簧”
当时，有两位北京大学的年轻教授，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位是刘半农，另一位是钱玄同。两人也都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刘半农（1891—1934）的白话诗写得很好，诗风清新朴素，节奏又是那么和谐。看看这首《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北方的老式瓦房，窗格子上冬天糊上一层纸，即可起到保暖作用。古人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底还隔着一道朱门；这里却只隔着一层薄纸，这个对比可太强烈啦。
刘半农有着诗人的激情，在英国留学时，还写过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还为这首诗谱了曲子，使它成为风靡海内外的名曲。——诗中那位时刻让诗人眷恋的“她”是谁？诗人说：那其实就是祖国啊。
刘半农墨迹
这诗是诗人留学英国时写的。他后来转入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在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语言、音韵等研究上做出了许多成绩。——对了，白话文中代表女性的“她”字，就是他创造的呢。1934年，他带学生到内蒙古一带做方言调查，不幸染病去世。他是为祖国文化而献身的。
鲁迅先生曾写了《忆刘半农君》纪念他，说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又说他的为人“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鲁迅是把他当作朋友看待的。
钱玄同（1887—1939）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直从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倡导文学革命。
为了宣传新文学，刘半农和钱玄同还演过一出“双簧戏”呢！——原来，新文学口号刚提出来，反响并不是很热烈。怎么才能引起大众注意呢？两人一合计，想出一条妙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文章，大骂新文学，历数新文学的种种罪状；而刘半农则发表《复王敬轩书》予以还击，展开论战。这一来，果然引起人们的兴趣。——当然，那结果是刘半农理直气壮、占了上风，代表保守势力的“王敬轩”只好望风而逃了。
钱玄同批判旧文化也毫不留情，“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就是他提出的！——“选学妖孽”是指标榜《昭明文选》的一伙人所写的骈体文，“桐城谬种”则是指风靡清代的桐城派散文。这些主张，无疑有些偏激。他还主张废除汉字，以拼音文字替代汉字，这当然是人们难以接受的。——不过今天我们所用的汉语拼音，即是根据他提出的方案设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