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敌人到盟友:英国对德政策研究(194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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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章小结

在总结英国1943年对德政策的制定情况时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是英国制定对德政策的开始,很多方面都没有涉及具体的政策,仅仅就怎样在战后防止德国再次发动战争而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在与苏联、美国就战后对德政策方面进行协商时就不可能提出自己完整的、具体的战后对德政策。因为整个1943年是盟国同纳粹德国战争最为紧要的一年,如何制定战后对德政策并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

1944年,英国关于处置战后德国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比1943年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英国已经制定出了战后对德国军事占领的指导政策,并且同苏、美等主要盟国进行了商议,基本确定了对德军事占领的相关政策。另外,英国对德政策的制定从政治方面扩展到战后对德国的经济政策。总之,英国政府对战后德国政策有了进一步全面、系统的考虑。

这一时期英国对德政策出现了两个基本指导思想。第一,英国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战后处置德国的政策不能太严厉。比如,以艾登为代表的外交部方面一直以来在肢解德国以及经济上对德政策方面保持谨慎态度,这在上文中已经有所论述。再如,时任副首相以及停战与战后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克莱门特·艾德礼也反对将德国彻底削弱。当丘吉尔从德黑兰会议回来后表示苏美英三国已经达成战后肢解德国的协议时,艾德礼立即上书说道:“我不记得我们曾经做出这一决定。就我自己来说,我是希望对德国实行非中央化并且分割其部分领土,但是我怀疑战胜国使用强力肢解德国的做法。” Elizabeth Barker,Churchill and Eden at War(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78), p.209.另外,艾德礼也是当时反对摩根索计划的内阁大臣之一。当然,英国政府内部也有要求战后肢解德国的意见,这以参谋长委员会最具代表性。虽然参谋长委员会希望战后肢解德国,但这是为了防止苏联全面控制德国进而向西扩张的一种政策,况且他们还有意要把肢解后的德国的一部分纳入西方同盟的阵营。

第二,倾向于战后在德国问题上与苏联合作。正如上文中所论述的那样,外交部和参谋长委员会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对苏联的态度上,艾登也强调维护战时的同盟关系是英国外交战略上的重要目标,并且希望将这种联盟延续到战后。参谋长委员会从军事力量和未来英国国家战略安全的角度,把苏联当成战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威胁,并且以肢解德国的政策来作为遏制苏联向西扩张的办法。这两种不同的主张体现了当时英国政府所面临一个困境: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要维护同苏联的盟友关系,但是由于历史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英国对苏联又有很大的不信任感,而且随着苏联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这种不信任感进一步发展为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的担心和惧怕。1944年的时候,英国政府对苏联仍然表现出友好、合作,对于战后针对苏联的政策虽然也有所研究和讨论,但是正如对待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的做法那样,这样的研究和讨论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第三,作为英国内阁首相的丘吉尔的态度也要在此讨论一下。在对德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上,丘吉尔对内阁中的各种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支持和反对。首先,这是因为战后德国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时间来研究和制定;其次,战争的形势以及战后未来国家关系格局还有很多不明朗之处,这对战后对德政策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最后,内阁成员对战后处置德国的政策有许多不同意见,这些意见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整合,此时作为内阁之首,丘吉尔没有反对或者支持某种意见,这样既可以让政府、内阁的成员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又可以在以后的对德政策制定上留有余地。对外部来讲,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战后肢解德国的政策;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同意了旨在彻底削弱德国的摩根索计划;在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期间又同意了斯大林分割德国的计划。在这些国际外交场合可以明显看到,丘吉尔以及英国方面往往是被动地同意和答应美苏的计划,缺乏主动性。英国之所以有这种表现,其原因有二:一方面,英国实力较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听从美苏两国;另一方面,从维护战时同盟的角度来看,丘吉尔对美国和苏联都采取了妥协和让步,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满足美苏的国家利益来维护三大国的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