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佛教慈幼院初探

乔佳

提要 民国时期的南京佛教慈幼院，是南京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佛教儿童教养慈善机构。1926年，由释印光、王一亭、魏梅荪、冯梦华等人发起成立，该机构以佛教思想作为慈善理念背景，以教养社会孤贫儿为主要慈善内容。通过分析民国政府档案、佛教期刊报纸等材料，初步探究慈幼院的成立缘起、组织建设、资产来源、慈善事业以及应对机制等关键问题，揭示了慈幼院具有示范性、针对性、进步性的慈善特征，以及多元共识达成、社会良性互助、自足机制、社会关怀担当的经验启示。

关键词 民国 南京 佛教慈幼院 慈善组织

慈幼院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特殊佛教慈善机构，目前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重点考察集中在上海、台湾、泉州、北京等地，而作为民国首都南京，在当时也成立了规模较大的慈幼院，但对于这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慈善机构目前还尚未有专文论及，本文因而拟在这方面尝试进行开拓性研究。借以清晰地认识和全面地了解这所慈善机构的历史发展概貌，同时也希望对当今宗教慈善产生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成立缘起

（一）南京佛教慈幼院前身——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

南京佛教慈幼院位于南京汉西门外三汊河法云寺，曾被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法师誉为“江南第一慈善道场”。法云寺原本只是一个“念佛放生道场”，1921年8月，印光法师前往扬州访其弟子刘圆照、魏梅荪，因茹素问题建议二人“戒杀放生”，同时也萌生了建立放生道场的想法。次年，他与冯梦华、王幼农、魏梅荪等居士商量，在南京觅得三汊河法云寺地主方俊生兄弟百数五十亩地，建立道场开池放生，本议定地价10500元，但方氏慷慨以5000元出售。同时，发起人邀请南京羊皮巷观音庵住持妙莲和心净法师分别任住持和当家师，领导道场事务。

（二）南京佛教慈幼院成立目的与意义——护生教养

“每见大江南北贫苦孤儿失于教养，强者沦为盗贼，弱者填诸沟壑”，印光在1923年阴历八月，与冯梦华、任心白等居士进一步商量，认为放生池面积较大，还可以建一所佛教慈幼院，同时设立慈悲医室。同年12月，包括印光、蒋维乔、梅光羲、丁福保等在内的127名僧信两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起倡议，撰写《金陵三汊河法云寺增设佛教慈幼院疏》：希望人们“生起恻隐之心，共怀民胞物与之念”，实施生命救济，为免战乱中的孤儿“冻饿而死，填沟壑、饱鸦犬”；道德教化养成，“养其良知良能，可为天下太平之本”。这是成立慈幼院最初的目的和动力。

经过三年的筹备，南京佛教慈幼院于1926年6月1日正式成立，出席“开幕大会”的有政商重要人士：省长陈陶遗、县长曹翰庭、署长杨墨斋，绅商界仇涞之等共60余人。当时《申报》《中央日报》《海潮音》《净业月刊》等均大篇幅报道了慈幼院筹备成立过程，并予以积极评价。南京佛教慈幼院是针对孤儿群体的生命救济和道德教化，有利于提高区域内的人口质量，减少社会的危害和动荡；同时，它也具有代表性与示范性，是佛教“护生”理念下“教养兼施”的慈善代表。

二 会员分析与制度设计

（一）核心会员分析

分析南京佛教慈幼院会员的性质，有助于我们对该组织进行定性考量。通过考察发现，慈幼院的院董、会员均属于当时政商界的精英阶层人物，现将部分重要会员的籍贯、社会背景、曾任院内职务、主持兴办慈善机构列表如下（见表1）。

除了上述核心成员之外，还有其他骨干成员，如王叔相、徐积余等52人，这些会员基本是政商界的精英人士，以江苏籍居多，他们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广的资源，能为慈幼院提供资金资助和实践参与；慈幼院对这些会员来讲，既是他们表达信仰的活动场所，也是他们寻求自我身份定位的重要平台，很多会员也同时创办多个慈善机构，形成区域慈善事业纽带。

从这些会员负责的慈善机构可以看出，南京佛教慈幼院已经呈现出从传统慈善事业过渡到具有“新式”慈善类型的特点。例如，黄月轩、魏梅荪等均主持传统慈善机构如“私立义仓”“同善堂”“慈善惜字会”等，主要从事传统慈善工作；同时魏梅荪也是新式慈善组织“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地区的总负责人，王亦卿、武文波也是该机构理事成员。成员任职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也是慈善事业内容与功能拓展的表现。

（二）组织制度设计

受西式管理模式影响，该院以董事大会及其理监事会为根本制度，并辅以基金保管委员会制度。

1．董事大会及其理监事会制度

为规范化制度管理，院方制定了《南京佛教慈幼院章程》。根据规定，“董事大会”为其最高权力机构，大会成员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大会由理事15人、监事七八人组成“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对内执行本院事务，监事会纠察本院纪律、审核本院财务。选举理事会常务主席王一亭，常务理事成静生等4人，理事和候补理事周业勤等14人；选举监事会常务主席印光法师，常务监事蒋汝正、王幼农，监事和候补监事释真达、钟叔进等7人。董事大会每年二月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召集临时董事大会；理监事会每3个月各开常务会一次。“理事会”分别下设“文书”“经济”“教育”“卫生”四组，执行院内事务：文书组负责保管印信卷宗，撰拟各项档及掌理会议记录；经济组掌理本院经济出纳，编制预算、决算及筹划院内经费；教育组规划孤儿教材，筹办孤儿工艺及推广名额，改进院务各事项；卫生组主要负责促进本院公共卫生及维护孤儿健康各事项。

2．经费与基金保管委员会制度

慈幼院以财产收入充作常年经费，如遇有特殊情况时，可依法募收捐款，并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制度”，由董事中推选7人为保管委员，并互推主席委员主持事务，同时制定《佛教慈幼院基金保管委员会简章》：推选潘哲人、袁伯庸、黄月轩、魏怡生四董事为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院经费连同院慈悲医室基金，存在“江苏银行”“中国银行”“大同面粉厂”三处，其折据等概存在中国银行保管库内。推选成静生、黄月轩两董事执掌印鉴，袁伯庸掌管钥匙，基金只能支取利息。每逢发给利息时，由成、黄、袁三董事同在保管库内取出折据，领取息金后，即将折据送存保管库内。

三 资产来源与慈善事业

（一）资产来源

1938年，慈幼院拥有87间院舍、30间市房、30亩菜地、70亩柴地，还有6亩池塘，共计价值约5.4万元。除现有地产外，经费来源也是关键问题，在这方面，院方通过会员会费、募捐善款、房租收入三个途径获得。

第一，在会员会费方面，凡会员均缴纳会费500元以上，慈幼院成立之初就有上百名会员，共计至少有5万的收入，收入之多，与后来几年募捐的善款不相上下。

第二，在募捐善款方面，院方还向社会民众公开募集捐款。从1923年12月20日到1932年9月4日9年间，他们连续18次将详细捐款记录刊登于《申报》，包括捐款人的姓名、捐款单位的名称、事迹内容等，这段时间总共有1107户个人或单位向慈幼院捐款，共计38083.52元。从中我们也可看出捐款人的奉献精神，他们常将平日积蓄、筹办寿宴的资金捐出，如汪颉荀老人将自己平日的积蓄悉数捐献；孙伯绳善士因垂念孤寒，将五十寿庆所得也一并捐献。除个人，还有以团体单位的名义捐献，当时认捐的主要有城内的布号、钱庄等商号、“辛未救济会”等慈善团体。另外，从1945年9月到1947年2月，平均每月有4948500元的经费余额，最低有355000元，最高多达20589000元。

第三，在地租收入方面，从1945年9月到1947年2月，院方曾将30余间房屋租给南京市第12区三汊河国民中心学校，每月房租收入有60余万元，总计1080万元。这个数据是黄月轩院长上报给政府的官方记录，每月均有60万元进账是很值得怀疑的，因多种档案显示房租反而是困扰慈幼院很大的问题，租金也在不断地调整。

（二）慈善事业

1．师资生源

院方教职工方面，1938年，除院长黄月轩和院监心净法师以外，直接参与教学工作的还有6位教职人员：“指导”王芷湘，“教员兼总务股”尉迟根伯，“教员兼保养股”窦辑五，“教员兼教导股”刘启文，“教员”胡皋望、刘忠和；另外，保姆主任郗福田和舍监、事务员等5人专门负责孤儿的日常生活管理。

从他们的籍贯来看，除窦辑五、胡皋望外，均来自南京本地。从履历来看，王芷湘曾是升平桥小学校长；尉迟根伯从江宁县立师范毕业，担任江宁县土桥小学教务主任；窦辑五曾任前市立第二十五校国文教员；刘启文从南京钟英中毕业，曾任江宁县教育局办事员；林季衡曾是南京市市商会总务课干事；殷竹亭则是唯一曾在大学工作的教员，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经济系助理员。慈幼院在师资上已经相当完备，他们基本拥有正规教育背景和多年教学经验，教学工作与生活管理均能分工负责，从这点来看，其与传统私塾、义学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学生来源方面，在数量分布上，慈幼院自创办以来共收容孤儿700余名，1938年7月26日当时院方收留了122名孤儿并配有名字信息；从1945年9月到1947年2月的18个月内，孤儿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从最初的88人上升到114人。总体来看，人数平均每月基本维持在100人左右。

籍贯来源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即南京沦陷时期，1938年7月26日有籍贯记录的孤儿有79人，其中，南京33人，扬州4人，溧水3人，徐州2人，六合10人，泰州2人，镇江3人，相城、宝应、淮安、全树分别1人。外省籍贯中，安徽人最多，为12人，浙江、上海分别为2人，湖北、山西分别为1人；省内籍贯中，江苏61人，占到了被救济总人数的77.2%，其中南京人最多，约占省内人数的一半。

年龄性别方面，记录显示被救济的孤儿年龄在10岁至20岁之间，但从院方档案记录来看，抗战期间最小的只有7岁，而最大的也仅有17岁，战后均为15岁以下孩童。值得一提的是，慈幼院收养的均为男孩，没有女孩，这是比较奇怪的。

2．教育事业

办学理念以谨守规矩为主，约束身心为辅，不与他种学校视同一例为宗，无论是专业学习、技能培养，还是生活管理、身体素质，在教学设置上均有所顾及。

（1）三班学制：除年龄较小的由保姆照顾外，以类似完备小学班制分低、中、高三班予以教学。（2）儒佛兼修：早晚均持佛号，每日功课则需儒、佛两宗，各有《三字经》一部可读，然后择要授课。（3）工艺技能：受完小学后，即转介各处学习工艺技能，如园圃、刻书、竹工、藤工、履工、缝绣、制绳、织布、织毛巾等，后来慈幼院还开拓了农场，一部分孩童也去学习新式农具下的犁植工作。（4）卫生管理：一般来讲，六七岁的小孩子是不习惯打扫卫生的，但是他们能学会自己整理被褥，扫地擦窗，清洁厕所，吃、穿、住都较清洁卫生。（5）体育活动：课余时间，可在庭院中做游戏，有的也由教师或保姆从旁指导。

在教学成效方面，其中优秀者“各趋儒佛两途”，或荐至工厂、商店、学业院生。除部分由爱心人士领养外，其余均能自立谋生，并达到了500人之多，这占被救济总数的5/7，听说其中还有一位已经任某银行经理，经常给院方汇寄捐款。慈幼院的这些成绩也得到了社会积极的评价，当时的《中央日报》就盛赞慈幼院的孩童“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下一代”。

3．社会关怀

慈幼院除承担教养孤儿的责任外，还参与了社会医疗与难民救济事业。成立慈幼院之初设立的慈悲医室，由善医术的居士参与救济，并备中、西医药专为贫苦病人免费诊治。1927年，南京频遭战乱，魏梅荪居士等在法云寺搭建篷舍，收容安顿流离失所之贫苦之人；南京沦陷期间，心净与德昌北货行经理王应勤、聚大北货号经理寗聘卿，设计临时难民收容所，并收纳难民两千余人，心净还带领寺内僧人，参加世界红卍字会掩埋队，收埋遇难者尸骸。如果从数量来看，难民救济远超过儿童救济的数量，这是南京佛教慈幼院慈善功能拓展和社会关怀担当的表现。

四 面临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一）面临问题

民国期间，战争对慈幼院的破坏是最大的，1947年8月，有不少织布机、缝纫机等设备被过境军队破坏和拆卸，宪兵二十七队第三营曾驻扎于此，7/10的房屋被占用，甚至连礼堂都被摆上卧榻。此外，经济纠纷也是院方面临的一大困难，当时每个月有3450万元的开支，其中3000万是日常开支，450万是薪水开支，而院内只有8部织布机，每天7打毛巾的收益也只是杯水车薪。为了增加收入，慈幼院将部分院产租给南京市第十二区三汊河中心国民学校用作校舍，不过双方在房租问题上产生多次矛盾纠纷，得不到足够租金的院方还曾一度被收归市办。在卫生教育方面，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的孤儿缺乏营养，面有菜色，且忽略卫生管理，也有儿童患有鬎疬或疥疮等疾病。任心白院长年事已高，对于新教育方法，不能很好地推行，对于院产也不能尽量完善管理，二三十亩园地因缺乏指导，大部分放佃、放生池不能被有效利用。

（二）解决办法

慈幼院董监事会亦深感问题严重，谋求改进，并逐步计划通过三种办法解决。

首先，发展农业生产与修葺图书馆。在院长任心白的筹划下，慈幼师计划耕种100亩院产，既能增加生产，也能教授孩童技能，并向农林部领两具Empiro犁头和义发的100亩地种子。地方热心人士筹资修葺院内魏梅荪图书馆，并分别在京沪征得数千册图书，于1947年8月开放，逐步动工修建图书馆房屋，准备恢复后，扩大为三汊河民众图书馆。

其次，向政府申请支持，主要包括资金、药品、食物的发放。1938年，院长黄月轩首次向当时伪南京市政公署申请备案保护，市政公署补助赈米十包，内政部批示社会局备案。1946年6月，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南京办事处先后拨麦180袋、牛奶2041叮、旧衣113件；1947年4月29日，任心白院长向政府申请药物资助；5月5日，南京市卫生局补助包括Bandage Gauze、Cotton Absorbent在内的17种药品；此外，1948年3月13日，南京市社会局还特别补助慈幼院5000万元。

最后，政府备案提高房租。1945年到1949年，院方将部分房屋、批厦、操场等地产租给了南京市第十二区三汊河中心国民学校，因校方教育经费由南京市教育局下拨（包括需要给付的租金），佛教慈幼院欲提高租金，则需要该校校长武延祚请示并报备南京市教育局，通过三方斡旋来提高，从他们的来往文件可以发现：1945年12月30日到1946年7月（7个月），出租的房产有15间房、2间批厦和1个操场，月租只有2000元，而1946年8月则第一次提高房租，提高到2万元，同年11月又再次提高到7.5万元；1948年2月1日到7月，出租25间房，但月租已经达到了100万元，8月则再次提高到6300万元，直到1949年1月。

慈幼院这三次提高房租，租期时间在3个月到7个月不等，从最初的月租2000元涨到6300万元，涨幅为何如此之快？这与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对通货膨胀问题大量发行纸币有关，到1948年底，法币上涨了数十万倍，几乎成为一堆废纸。事实上，此时已不是租金能解决的问题了，一方面因为货币的严重贬值，物价成倍上涨，同时慈幼院也面临着最严重的问题——食物匮乏，在最后一次提高租金的函请中，院方曾提到“最缺乏的则是粮食”，并且院方委托国民学校向教育局申请“以米换租金”的方案，用25间房每间每月收租3斗米，6个月共45石，但这样的方案让国民政府教育局宁愿资助上“千万”的经费却拿不出一粒米了。客观来看，南京佛教慈幼院通过一些解决方案，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慈幼院在50年代初为南京民政部门所接收。

五 慈善特征与经验启示

虽然南京佛教慈幼院仅仅只有24年的历史，但它仍具有鲜明的慈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示范性，在佛教慈善组织载体下，具有慈善理念多元化的特征，参与者是社会精英阶层以及社会民众的聚合体。事实上，认同并参与佛教慈善捐献和志愿服务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徒或者居士，也包括普通公民、企业家、精英人士、非佛教信仰的爱心人士，并以点带面形成地方慈善纽带、促进区域慈善发展。二是针对性，慈幼院是从传统的“重养轻教”转型“教养兼施”的代表，这是近代慈幼院慈善模式的典型特征。“教养兼施”的方式也使慈幼院同时关注儿童生命救济和道德教化养成。三是进步性，南京佛教慈幼院是传统慈善事业的延伸，同时也有“新式”特色。佛教慈幼院参照西化管理模式，建立完善健全的组织制度，经费透明化，形成相互监督机制。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南京佛教慈幼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运行模式，这对当今我国宗教慈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一，多元共识的达成。由于佛教慈善组织具有宗教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功能，传统宗教慈善要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慈善公益事业，则可超越信仰的壁垒，达成更广泛的观念认同，形成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共识。其二，与社会良性互助。慈善事业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又要服务于社会，反哺社会，如此才能实现慈善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互相裨益。当代佛教的主旋律是建设人间佛教，建立“教养兼施”佛教行善模式，则不失为在当前现实生活中促进佛教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一次积极尝试。其三，自足机制的形成。经费问题是慈善机构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慈幼院除了向外募捐善款，还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产生一定收入，当然这样产生的盈利收入并非用于个人，而是用于慈善事业，用于孩童教养事业，这与营利性质的组织有着根本区别。其四，社会关怀的担当。佛教慈幼院在面临具体社会危机问题时，还扮演了社会医疗慈善和难民救济援助机构的角色，它也超越了自身慈善的本位功能。

专家荐语：

南京佛教慈幼院是民国时期南京地区佛教界的代表性慈善机构，乔佳同学以大量原始档案、佛教期刊、报纸杂志为文献基础，对南京佛教慈幼院做了较为周全的研究，总结了南京佛教慈幼院的成立背景、组织制度设计、慈善事业运营、面临的种种问题和解决方案，反映了民国时期慈善现象和实践的一个侧面，深化了对民国时期社会组织的研究，对当今佛教的慈善实践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推荐专家：南京大学哲学系王月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