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本研究的缘起

近年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在国内学术界是热门话题之一。这本身见证了时代发展对于深化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这个话题之所以兴起，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伴随着西方各种激进思潮的译介与研究的推进，国内学术界对于经典马克思理论的耕犁也逐步深入，掀起了一股“回到马克思”的学术热潮。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已经站在了资本全球化浪潮的前面，由此呈现出来的复杂的现实语境，恰恰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者的另一个亟待深入解读的“文本”。如何准确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并将之应用于当下现实语境的分析，成了许多学者推进研究的重心。这一点，从学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性的积极追问便可见一斑。当然，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不能无视马克思之后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批评，而直接在当代现实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本之间寻找关联和答案。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着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即如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审视并回应西方学者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对马克思的种种批评。

事实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存在着多个维度。《资本论》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其核心贡献之一在于，它将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最核心的问题和逻辑架构大致地呈现出来了。当然，在很多很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并没有详细展开。因此，这也在理论上导致了很多理论纠纷，因为，当我们依据马克思来对现代社会进行解剖的时候，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能够从马克思那里汲取不同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中，突出了马克思资本分析理论的某些方面，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鉴于此，我们必须思考，西方学者分别从什么角度批评马克思？他们的批评在何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作为他们批判靶子的马克思是否是他们批判逻辑延伸出来的“幻象”，抑或是被主流或正统马克思主义误读了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封闭的知识或教义体系吗？或者，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向现实变迁与各种思潮时刻保持开放性的思想系统，那么，这种开放性又通过什么来维系并呈现出来？……要想回答以上这些问题，无疑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很显然也不是一本专著所能解决的问题。但这不妨碍我们将之作为研究的期待继承下来，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来为回答这些问题打开一个可能的思考向度。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马克思遭受到了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学科的各种批评。在众多批判当中，占据了主流并引起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外广泛讨论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中，成为批判靶子的主要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抽象方法、利润率来源及“利润率趋向下降”等理论，代表人物为庞巴维克（ Eugen Bohm-Bawerk）、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等；在社会学领域中，韦伯（Max Weber）选择从与马克思相同的论域来阐发不同的见解，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唯物史观”，将其指为一种片面的“经济的解释”，并通过强调地位集团的作用来冲淡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核心观点，同时通过论证民族国家的独立作用来反对马克思的国家观，进而将分析的矛头直指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僚专政”实质；迪尔凯姆（ Émile Durkheim）不满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因素和阶级斗争的过分重视，认为阶级冲突是一种次要现象，是欧洲新型工业社会和分工缺乏管理所导致的。此外，马克思关于社会两极分化与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趋势论断，在时代变迁中也遭遇到了新的挑战。这表现为局部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改善、中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不愿革命等问题上。这些问题的出现构成了伯恩施坦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修正”之门的现实论据，同时也是“服务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新工人阶级”等新概念的现实支撑，也引发了工人阶级是否还革命或工人阶级为何不起来革命、知识分子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替代阶级等问题的诸多探讨。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重新审视家务劳动、劳动力与性别再生产及其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随着消费社会问题的兴起，关于阶级主体的寻求问题更加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经典概念与命题的内涵与边界以及相关关系方面（如“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等）也引发了诸多争论，甚至被指具有生产中心主义、技术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的重大嫌疑；在战后日渐凸显的消费社会图景中，“生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长期占据的核心地位被消费、符号或象征、语言或文化等取而代之。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的时空布展，人类生存的空间维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中，马克思的历史叙事被批评为一种存在着明显时间偏好的片面言说，与之对应的是，马克思关于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问题式，似乎也须转变为一个地方的人群剥削另一个地方的人群的新范式，等等。不难预见，随着时空语境的不停变迁，马克思将遭遇到的批评之声似乎只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从反方面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跨越性。

从上述的种种批判来看，时空前提的改变（资本主义本身的调整与时代变化提出的新问题）、论述逻辑的预设（生产中心、线性进步、目的论色彩、时间偏好）与理论的现实实践效应（正统或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这三方面似乎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招致批判的主要依据。在理论与逻辑的深层，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结构与主体等矛盾似乎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困境。例如，就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来说，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一关注体现在界划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学术旨趣中，体现在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中，也体现在消费社会批判或日常生活批判有关主体的探寻中，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反思中。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结构与主体的矛盾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叙事中的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例如，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本小册子里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在马克思本身的研究思路中，结构和主体是一个远未厘清的关系。他认为，在解剖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时候，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定格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结构性矛盾之中；而寻找历史前进的动力之时，拉动历史行进的重任却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前者无疑是偏向结构的视角，而后者凸显的却是主体之维。这二者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批判思路之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此，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也未能给出明确的解释。这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论分裂埋下了祸根。当历史与思想的车轮行至20世纪，结构与主体分为两种思路，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的中心问题，具体化为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思潮之争。暂且不论安德森的这一思路是否将问题简单化处理了，他无意中切中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为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回应种种质疑并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开启了一个思考向度，即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与历史变革学说之间的逻辑关联。

泛泛而言，在第二国际与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探寻新出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与马克思不同的时空语境中所做的种种努力，亦可视为在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撕裂了的结构与主体之间寻找沟通桥梁的尝试。从理论形式与主题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转向了意识形态、文化、日常生活、生态、性别、空间等这些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次要的领域。理论的这种“形式的转移”与“主题的创新”，一方面表现为时代变迁的理论反映；另一方面似乎也指涉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元理论建构方面的某些不足。在主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一个封闭的教条体系，而是一个能与时俱进的开放系统。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在回应时代变迁和其他学科的思想冲击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推进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事业。同时也在理论上提出了更新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推进，如何看待他们试图更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尝试呢？具体而言，如何审视他们的理论更新与马克思思想和方法的承继关系、批判的逻辑支点与现实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不同时空境遇中的不同视角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很显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视角或不同的理论切入点。那么，合适的理论切入点在哪？

从理论对象来看，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思考对象，即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机制。只不过，马克思聚焦于探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由于所处的时空语境的变化，这个问题便凸显为“资本主义何以幸存”的问题。也就是说，探讨资本主义的运动机制及其内在界限是他们的共同焦点。就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过程来说，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它既构成了马克思乃至当代西方左派解剖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核心视角，也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当然，不论是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对于资本主义动力机制或社会再生产机制的研讨总是与对历史变革主体的探寻紧密相连的。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资本主义的运动机制与内在矛盾的呈现形式在不同的时空境遇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或历史主体的探寻就存在着多种理论视角。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各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批判在一个逻辑平台上呈现出来，进而识别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最核心的问题和逻辑构架，以及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逻辑关联，由此推进我们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性理解，让历史唯物主义抖落各种外加的理论指责和本不应承担的历史重负，以更加真实的面貌走进当代，指导我们当下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二）研究的意义与旨趣

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了历史的本体。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只关注经济过程这一维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简称“《57—58手稿》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的两个抽象的说明，马克思提炼了生产的一般规定，即“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他强调，关于生产，我们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般抽象规定上，因为他们试图掩盖历史性生产的差异性，从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装为自然的、永恒的必然性。与之相对，马克思强调我们所谈论的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才是我们分析的真正出发点。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这就意味着，完整的生产方式分析，必须不仅包含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研究，还必须包含与之相应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方面的再生产过程的研究，其最终的落脚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和全面素质的如何生成的问题。进而言之，理论的焦点表现为特定生产形式借以再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再生产问题。

事实上，从马克思分析视野中资本逻辑的生成与发展机制来看，这个社会形式的再生产问题不仅包括了经济领域中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也包括了与之相应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的再生产问题，此外，还应该包括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问题——实际上，这一点直指人的社会性与各种素质、能力与需要的再生产问题。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拜物教问题的分析，正是从无产阶级的视角揭示了意识形态再生产对于资本再生产的重要意义。总体而言，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社会机体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的是一种总体性、矛盾内生性与运动的视角。在探究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他多次强调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的整个再生产过程表现为价值与关系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远比物质产品和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得重要。从整个社会生活层面来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探讨人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的生存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环节。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思想，本身并不局限于经济过程的扩大再生产分析，经济过程的分析，经由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分析，最终直指一定社会形式中人们生存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当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侧重点在于探讨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边界与社会关系异化的深层机制，因而相关研讨主要是限制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当中展开，对于经济异化与社会关系、人的生存方式（体现为意识形态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只是提纲挈领式的。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更加复杂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远比物质条件再生产更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从总体上溢出了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扩散到生产之外的社会生活当中，并且，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例如，阿尔都塞在讨论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机制时，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已经溢出了马克思的生产过程视野，扩散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他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言说的逻辑支撑。这其实也是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面临的现实情境，也是他们从各个主题和视角切入，试图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研究时必须穿透的理论难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有着明显的异质性。但他们无疑分享了的一个共同的理论主题，即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矛盾与边界。当然，从马克思严格限于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发展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研究，在理论上需要一个过渡。

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命题的补充性解释为后来的思考打开了一个新的向度。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多次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命题：“……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避免历史唯物主义被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晚年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中，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补充性的反思。他写道：“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

有趣的是，伴随着资本逻辑的时空拓展及其丰富多样的呈现方式，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冥冥中感悟了恩格斯的省思，纷纷将理论的焦点问题转向了恩格斯所言及的“形式”方面，即“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个问题，具体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文化与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聚焦，不论是从宏大的哲学逻辑，如青年卢卡奇（Ceorg Lukacs），还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策略研究，如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抑或是宽泛的社会生活批判转向，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又或是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微观探讨，如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布洛维（M. Burawoy）等，他们无疑都延续并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机制的探索。差别在于，如果说，马克思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形成的宏大社会关系结构的内在矛盾机制，那么，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焦点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在经济过程之外的领域中的运行机制。

当然，这种理论层面上的差异与理论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的现实变迁有着莫大的关联。因此，社会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旨趣之一，也正是在于识别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与其现实对象之间的关联，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理论关联。这种关联，决不是一种学术臆断或虚构的概念游戏，而是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变迁以及揭示这种变迁的内在矛盾与机制的理论冲动中。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生成逻辑时，提供了一个值得玩味的思考视角：“资本主义需要一个还没有存在过的人类，在办公室里，他们谨慎矜持；在购物中心里，他们却疯狂放肆。”我们不妨将伊格尔顿的这个提法进行转换，对于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思想家而言，社会再生产的研究焦点或问题式在于：资本主义为了获取长足的发展和激发更大的活力，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本积累，他们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体系或意识形态，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府或国家，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设计和社会个体，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空间形式……当我们这样发问的时候，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之间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浮现出来了。

因此，本论题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当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相关论述，一方面审理现实语境变迁中的思想史（以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为中轴），透视其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关联和辩证关系；另一方面，测度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思路的分析和批判的合理性与种种误读，进而寻求一种立足于时代变迁语境中的思想对话，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以此为关照，必须审理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独特性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现代性的发端之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的上升时期，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列下了一个宏大的分析纲要，但许多具体层面的分析受限于其个人精力与时代情境而无法详细展开，现在看来是有待具体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一个明显异质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时期，所侧重展开的具体分析，是否真的彻底溢出了马克思的分析构架（分析范式），让后者彻底过时了，这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审理的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审理，视角和路径并不唯一。更重要的问题，透过这个专题的审理，我们将看到，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新特质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结构和历史机制的分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分析及其呈现出来的未来可能性空间又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以及它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合度或者异质性等问题。

基于本项研究的这些问题意识，我们认为，以再生产为理论视角的探讨具有以下优点：

（1）从方法论上的个人中心主义视角、诉诸直接性或停留在现代世界的碎片化生活体验和感知层面，上升到对历史进程的总体性过程的视域，由此识别现代性进程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从而为把握越来越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机体和社会生活表象的动力机制、探寻“可能的世界”并描绘其前进的路径，提供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可能性。从单子式独立个体的抽象分析，发展到基于主导性生产方式研究的阶级分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探寻社会历史变革主体指明的正确路径。这也为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正确孕育，自身力量的壮大并最终挣脱资本关系再生产的循环网络，为进一步的集体行动奠定创造了意识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说，青年卢卡奇的研究其实包含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应该来说，他推进了马克思关于拜物教以及对1848年革命失败的理论反思，并将自己遭遇的新的时空前提进一步理论化。在论述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才是理论认识与实践行动统一的历史主体这个问题上，卢卡奇抓住的是他们在社会生活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庞大物化结构当中的地位这一逻辑支点。“如果资本的物化被熔化为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停的过程，那么在这种立场上，无产阶级就能意识到自己是这一过程的真正的……主体。”

（2）再生产的总体视角有助于我们告别线性因果关系的机械思路，拒斥单向性的决定论模式，认识和把握复杂社会机体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其呈现出来的多层次、多样态的现象，进而把握社会现象的过程与本质，揭示其运动发展的趋势，为探索改造现实的可能路径与主体力量奠定必要的认识基础。这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品质和要求。诚如哈维（David Harvey）的分析所示，社会历史变迁的机制是一个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主导并决定了的多环节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其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与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并非常识所青睐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各个环节相互作用并且主导因素将其他各种矛盾内在化了的辩证过程。我们应当警惕那些停留在表面的、直接性的现象认知范式（物化意识结构的认知方式），而应采取中介性的、总体性的辩证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卢卡奇对于深陷物化意识中的、诉诸直接性和形式理性这种资产阶级认知方式的批判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3）强调社会历史运动机制的总体性特质，呈现当下现实的“抽象的具体性”，推崇社会历史研究的过程辩证法与总体性原则。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方法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即将思维与存在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坚持了历史过程与结构总体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无独有偶，哈维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解读为一种过程辩证法，强调过程对于物和关系等组织化、物化固化了的社会存在的优先性。并且，唯有在过程当中，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才得到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过程的体现正是资本逻辑的扩张和运动，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再生产研究视角所倚重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要求。抽象上升到具体，在一般意义上是一种思维层面的认识过程和方法。事实上，它深植于资本主义现实变迁的动态过程中。这种方法的提炼，源自一种社会历史的过程辩证法，在根本意义上将人们把握现实、认识过去和展望未来所依赖的概念构架植根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历史变迁。在探寻现实生活变迁的动力机制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带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必须抓住其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及其主导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问题。抓住了这种“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我们才能审视生活中的其他现象和环节，现实生活的“抽象的具体性”才得到了科学的呈现。并且，这种呈现并不止步于认识论上的旨趣，而是直接通达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

总之，认知对象的特性决定了关系再生产的理论视域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形式，资产阶级社会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矛盾结构与动态机体。物性实存、意识（包含无意识）与心理、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空间等，构成了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变迁及其矛盾运动的机制和边界的几大层次。只有借助关系再生产的视角，才能将它们融为一体，并基于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分析，呈现出资本主义动态的、总体的社会结构与运动过程。这对于我们把握历史行进的脉络、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变革主体的生成、发育和壮大，以及探求可能的未来世界，都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理论视角。

二 关于社会再生产研究的问题域设定、研究进路与研究概览

（一）关于社会再生产研究的问题域设定

从国内外主流的相关文献来看，自马克思《资本论》发表之后，关于社会再生产问题的研究呈现为多元化多学科参与的特点，但主要体现在经济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领域中，主要涉及了身体、家庭、教育与性别等内容的再生产问题。这其中尤以社会学中有关社会生活中的微观权力机制、关系与结构的再生产研究为主流，代表人物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阿兰·图海纳、吉登斯（Anthony Giddens）、N．卢曼（Niklas Luhmann）等。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来看，关于再生产的问题的研究明显地呈现为两个阶段，并分别侧重于价值再生产与关系再生产两个层面。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共同主题其实是延续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发展界限的批判性思考，只不过不再是像马克思那样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核心视轴，而是更多地转向了生活方式与个体社会存在方式等视角来展开。尽管关注点和切入点不同，但他们无疑都继承了马克思资本分析的核心问题式——资本的发展界限究竟何在？套用列斐伏尔的表述来说，此即资本主义何以在当代幸存。

从源头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坚持的研究视角在于：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包括了物质生产资料、价值、关系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等多层次的内容，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远比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来得重要，而人的生存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理论批判的最终落脚点。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虽然并未详细展开，但从他的分析逻辑来看，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应不仅包括了经济过程的生产与再生产，还包括了使经济生产能连续进行的其他与经济过程并无直接相关的社会条件的再生产。

但是，自《资本论》之后，就再生产“条件”的范围和它们同生产方式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发了重大的争论。一方面的观点主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主导过程是在经济基础中展开，因此不言而喻地构成了生产方式本身的内涵。另一方面的观点认为，再生产高度依赖生产方式之外的社会生活过程，并且后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为特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条件或制造问题，因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可能突破口，因而也是阶级斗争的可能对象。这两方面的争论在一般层面上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再生产与文化意识等“上层建筑”的再生产两个维度。前者的主要视线也是围绕经济领域的再生产及其界限来探讨，以第二国际的卢森堡（Rosa Luxemburg）、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考茨基（Karl Kautsky）等为主要代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曼德尔（ 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都可以视为这一路向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就后者来说，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聚焦点所在，也是本书研究的焦点问题。意识形态、现实的物质生活（日常生活）、空间，是他们将马克思的“关系再生产”向度进一步拓展和具体化的三个主要维度。尽管各自的理论表述、逻辑支撑和现实指涉各不相同，但他们分享着共同的关注焦点——资本主义何以幸存？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核心聚焦点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之中，在理论形式与论说逻辑上采取了明显异质于马克思的思路，他们以各种方式告别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这一核心视域，从而也将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分析之上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视角进行了重要的转换。更进一步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研究，已经不再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的生产方式分析，而是将之置换为社会存在方式与生活样态。这一重要的逻辑转换，决定了他们的论说方式、理论资源与斗争策略的多样化、异质性。因此，从理论的根本逻辑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研究不能简单地视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化。当然，他们共同的理论旨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发展导向的研究和批判，构成了他们相互之间可以沟通和比照的逻辑支撑。因此，本书关于社会再生产问题的研究，紧紧扣住这一主题来梳理。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根本异质性，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代表人物之间的差异性，都不是本书致力于探究的重点问题。另外，更广阔的社会学、人类学、性别理论、生态理论等方面的相关探讨，无法一一顾及，只有在它们与资本主义机制、动力与界限问题有密切关联的情况下，才进入本研究的视域。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本书的缺陷，但也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指明方向。

（二）社会再生产问题的研究进路

就资本主义再生产界限的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当中也可分为两大路向。其一，坚持将再生产的问题限定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之中，认为经济基础的研究更为关键，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研究相对来说是次生的；其二，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时代变迁，仅限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不够的，容易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断裂，而时移世易，再生产研究也应推进至狭义生产过程之外的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当中。

（1）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再生产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第2卷第18章至第21章等内容中。其中，马克思具体研究了社会总资本不同部分的再生产问题，不仅是价值量的再生产，同时也是物质的再生产。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并把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简单再生产意味着，全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以非生产性的方式消费了（也就是说，完全被用来购买消费品）；扩大再生产则意味着资本家将全部剩余价值的一定份额用以购买追加资本（可变的和不变的），以便扩大现有生产规模。

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再生产分析及其现实效应问题引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兴趣和争论，其中包括了卢森堡、希法亭、鲍威尔、列宁、布哈林、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等人。他们讨论的焦点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再生产的问题。其中，卢森堡与布哈林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引发了较为广泛的注意。卢森堡于1913年、1915年先后分别写作了《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具体阐发了她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理解。在她看来，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是一个建立在只有工人与资本家组成的“纯粹资本主义”想象之上的，并不适用于当下的现实分析。在这种纯粹的想象模型中，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将面临消费不足的问题。然而现实却不是如此。在卢森堡看来，这个公式应当揭示出这种需求的不足；额外的有效需求必须在公式之外产生，也就是说，额外的有效需求必须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必须不断地在非资本主义世界寻找新的市场。因此，她主张引入“非资本主义”这一“第三者”因素。卢森堡的论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布哈林认为卢森堡未能把握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方法论实质，将科学抽象与现实具体对立起来。他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本身是一个自足性的内在动力机制，就探讨资本主义崩溃而言，必须坚持把资本主义视为“矛盾的统一”，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再生产的过程，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正是其内在矛盾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因此，无须引入资本主义体系外的“第三者”因素。

卢森堡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批评，其理论价值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的争论，而是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对资本主义运动界限的研讨引入了另一个思考范式，即资本主义体系与非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溢出了马克思以英国为假想模型的纯粹资本主义内部的分析框架。很显然，卢森堡这一思路的拓展，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帝国主义并掀起全球殖民运动高峰的这一现实。后来，不平衡发展理论以及曼德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卢森堡的路线继续推进。因此，就资本主义何以幸存这一命题而言，卢森堡指明了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即非资本主义。卢森堡无意中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开拓了一个新路向。诚如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所戏称的那般，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过程表现为从自己家里（ 流通领域）走出，走进别人家里（生产领域），然后扩散至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套用布罗代尔的表达式，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资本主义正是因为掌握了意识形态、殖民了日常生活、占有并再生产空间等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其自身的扩大再生产。而这绝非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整体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例如，列斐伏尔就将卢森堡问题的答案改写为“日常生活”，即资本主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取得了幸存和活力，从而开启了西方左派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转向。

（2）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研究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思考，绝非局限于狭义的经济生产过程中，其理论视角内在地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延伸至那些使特定生产方式能够继续存在所必需的社会生活过程之中。例如，马克思曾经提供了一个例子，揭示了资本力量为了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如何动用各种手段防止那些处在失业高潮中的技术工人移居外国。此外，在《57—58手稿》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将狭义经济环节的生产视为更为广义社会再生产总体过程的一个因素。当然，马克思有关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讨采取了提纲挈领的方式，并没有具体阐明，要实现社会总体再生产到底需要哪些环节和哪些社会过程介入。在某种意义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聚焦于马克思所未能详细阐发的再生产环节，对影响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扩大再生产的环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究。就本书的讨论域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研讨依据主题先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空间。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问题研究，发端于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部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开端性著作中，卢卡奇以泰勒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为蓝本，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研究。其一，关于劳动者心理结构的物化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的分析。卢卡奇探讨了泰勒制生产过程中的合理化机制问题，指出，这是一种深入工人“灵魂”的机械化。卢卡奇的物化分析思路，实质上指涉了生产过程中工人的认同机制的生产，而这一点恰恰是泰勒制的生产体系（机器、技术与分工）与生活的普遍商品化过程推动的。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逻辑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渗透的过程，并渗透进了人们的内心，因而在意识层面上表现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物化意识结构。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洛维对于生产过程中“同意”的生产机制分析，在逻辑上其实是与卢卡奇前后呼应的。其二，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律背反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物化结构的哲学反映。卢卡奇并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资产阶级哲学的内在矛盾进行泛泛地批判，而是指明了这种矛盾的现实根源。实际上，资产阶级哲学的内在矛盾，恰恰揭示这种与资本主义物化结构相一致的历史观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这也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仅表现为资本本身的扩大和再生产过程，同时也包含了资产阶级意识的再生产过程。例如，当卢卡奇论及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问题时，他指出，“使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虚假’意识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阶级地位本身。它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结果，决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和心理上的。”“那些二律背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由这个社会——当然是以混乱和从属的形式——连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其三，总体性、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总体性的揭示，显示了他对马克思社会结构有机体思想的深层领悟，而这样的总体性视野，也为他有关阶级意识的论证与资本主义有机整体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论证打开了路径；卢卡奇在哲学逻辑上论证了无产阶级作为潜在的主客体同一和重现历史总体性的最终实现者具有历史必然性，其焦点问题在于阶级意识；阶级意识的现实指涉，意在突破物化的心理结构和破碎化了的现实，重现总体性的世界，而这一点，实质上也在心理和意识层面上斩断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链条。至于无产阶级如何突破这种意识的再生产过程的论证是否科学，另当别论，但至少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打开了一条思路。此即，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裂隙总是存在的，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而那些受到社会现状压迫和奴役的群体要想成为变革历史的主体，那就必须冲破各种意识形式的迷雾、把握真实的历史进程，因此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必然是一个焦点问题。对应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语境，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调整和社会整体的文明化、和谐化进程，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衰退和斗争的空间分裂，实际上将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以现实教训的形式凸显出来了。很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狭义的经济过程当中，必须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更加细致地描绘社会变革主体得以培育与壮大的可能性图景。从这个思路上来看，晚年卢卡奇对日常生活异化问题的关注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都是一脉相承的。

与此同时，葛兰西立足于意大利的特殊语境，对列宁十月革命成功后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走向及其现实斗争策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霸权思想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背景是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再生产问题。他不仅考察了美国福特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合理化与劳动者的机械化问题，还分析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兴起和现代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以及资本对劳动者在生产之外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监管与重塑问题。葛兰西对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中的文化霸权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继列宁之后大大深化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葛兰西对国家的市民社会内涵与意识形态的控制权的研讨意在揭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已经是强制与同意的结合体，其作为制造和维持“同意”的实践与理论活动的复合整体，表现出“武力和同意，统治和领导权，暴力和文明”的二重性；国家不仅仅是强制——政治社会，更是民意——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要维持他们的统治，仅仅依靠政治上的强权和暴力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教会、学校、工会等社会机构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点一滴地渗透到民众中去，不断制造着大众的“同意”，这样方可强化统治阶级的统治。这种大众同意的生产，实质上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对统治阶级合法性的认同。因此，作为一种革命斗争策略，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更需要一场文化意识形态中的革命，它要求无产阶级具有比自己历史性的阶级敌人更广、更好地传播自己世界观的聚合能力，即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有机知识分子，打破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垄断，推动无产阶级的自我认知。可见，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思考及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的定位，都深植于整个社会生产结构及其社会关系的动态再生产过程之中。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复杂性、隐蔽性与意识形态化等特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引发了西方激进左派的“葛兰西转向”，推动了阿尔都塞、列斐伏尔、米利班德、普兰查斯以及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新审视。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洛维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同意”机制的分析，亦是深受葛兰西影响的结果。

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沿着葛兰西所开启的新思路，把霸权问题的分析植入应着时代变迁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为由生产主导型转向消费主导型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角度重新定位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新定位。他理论思考的焦点在于：在现代社会中，个体主体是如何被纳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之中而成为其当事人的。他试图站在马克思主义角度重新审理资产阶级社会的再生产问题，从而实际回答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弱化问题。为此，他重新界定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意在从理论逻辑上揭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何在传统的生产过程之外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从而维持自身统治的。他分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特征及其根本目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及其合法性的再生产。依据他的分析，宗教、教育、家庭、政治、法律、工会、传播系统、文化等都构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具体运行机构，它们发生作用的领域既包括公共领域，更包括私人领域，后者是主要的作用领域。而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则是非暴力的、意识形态的隐蔽方式——规训与隐蔽的说服。总之，意识形态将具体个体“询唤”为具体的“主体”。可见，阿尔都塞实际上是将葛兰西从阶级视角出发的文化霸权理论推进至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层面，在关系再生产这个逻辑点上却又回到了马克思的思考语境。问题在于，既然他将意识形态视为历史进程中永远在场的无意识结构，那么，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否存在根本的界划？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何以打破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链条，冲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意识结构？换句话说，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的历史主体的生成问题，在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泛化视域中无疑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第二，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问题。诚如孙伯鍨先生所言，“如果说经济异化必定要以意识形态为中介才能得到发展，那么意识形态的异化则是以日常生活为中介的。”卢卡奇与葛兰西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探讨，实际上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思想推进到狭义经济生产过程之外的广阔社会生活之中。对意识形态异化的问题探讨在逻辑上自然将顺延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转向有其现实的依据。随着福特制的全面推广，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过程越发地呈现为一种自组织的自发结构，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及其带来的财富增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主义推行，使人们对当下的生活越来越满意，社会的丰裕化和消费浪潮的席卷之下，沦为“单向度的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越来越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将人们整合到当下的社会生活进程中，从而顺利地编织着自身合法性的神话，实现了资本主义关系在深度（个体心理结构）和广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的全面扩展和再生产，此即资本主义幸存的奥秘所在。受此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逐渐远离经济学和政治斗争的理论视域，弱化了阶级问题的理论牵引力，聚焦于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存在，重点揭示资本主义关系在日常生活这个领域当中的再生产问题。这其中，现代社会中的平凡个体，不再以生产过程中陷于物化或异化困境的劳动者形象登台，也不再以街头巷尾或议会上为争取各自利益而斗争的阶级一员的身份亮相，而是作为一个为柴米油盐烦、被变幻莫测的媒介与景观迷惑、不断追逐消费过程中转瞬即逝的短暂满足感的、单子式、单向度的消费者或“空心人”闯进理论的视野。个体在现代性浪潮中的自我认同的困境（人与人、人与自我）和寻求突破的路径成了理论反思的最终落脚点，这也见证了这样的一个理论问题：在万物商品化的最高层次上，身体、情感、想象等都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前提/结果。左派理论家们的理论设计能否成为迷失自我的普罗大众的指路明灯，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首先举起日常生活批判这一面理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列斐伏尔。列斐伏尔不满传统理论对日常生活的忽略，指出现代性的进程已经让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的研究，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统治特质与运行机制。事实上，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殖民获得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因此，就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而言，必须将日常生活视为一个位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外的独立平台。现代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特质，列斐伏尔将之概括为“消费被控的官僚社会”。他分析了日常生活中消费被控的方式和路径：广告与主体幻象、欲望的生产；被设计的“日常生活”；被合理管制的现代休闲等。在这个消费隐性被控的时代，通过对人们的欲望和需要的编码与重新编码，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意义自足的结构和系统，主体的意义和价值都由它来界定。这样一来，日常生活彻底落入了资本逻辑的“魔爪”，沦为了资本主义组织化社会结构的控制对象。与之相伴的是，生产的意识形态和创造性行为的意义被消费的意识形态取代，同时被取代的还有工人阶级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关系顺利地得到了合法性的确证和再生产。可见，通过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列斐伏尔实际上揭示了日常生活如何在现代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与国家、政治结成一体，从而成为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提之一。因此，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并非仅在理论上填补了一个传统研究所忽视的空白，而是实际上揭示了一个对解放政治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领域，这个问题正是构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核心问题之一。

与此同时，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批判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现代日常生活如何彻底沦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合法性再生产的重灾区。德波拓展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在一个电子媒介高度发达的时空语境中，为传统的三大拜物教分析补充了景观拜物教的维度。在德波看来，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分为资本、商品与景观世界三个层次。其中，“景观就是现实”、“景观就是资本”，并且，“景观是幻觉的最普遍形式”，因为景观代表了影像对欲望主体的建构（ 替代了真实欲望），这正是资本逻辑在日常生活中为获取认同与合法性而不断进行的无意识渗透。因此，影像或景观的普遍化，实质上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次“物化”。德波对商品的影像化特质的揭示、对电子媒介手段的分析，实际上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探讨了科技更新对人们生活与思考方式的冲击，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关系。这一点，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机制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思考、布尔迪厄与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等思想家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以及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文化批判等等也是一脉相通的。

列斐伏尔与德波的分析思路在鲍德里亚那里得到了延续和扩展。与法兰克福学派深入理性之根并聚焦于人的自我再生产问题的文化工业批判不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处处显露着结构主义的分析视野。就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而言，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分享着共同的现实前提，即被里斯曼指称为资本主义“第二次革命”的消费时代的来临。现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物到符号或景观乃至观念，都沦为消费对象。消费，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神话”，其中承载着资产阶级社会鼓噪的平等观念与“丰裕社会”以及不断增长的神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动员起来，参与制造这种消费“神话”。鲍德里亚和列斐伏尔一样，将消费社会中“需要”的生产机制视为分析的焦点问题。他指出，消费社会的核心路径在于控制、制造和再生产人们的“需要”，使生产出来的主体内在地切合于消费社会的需求结构，并且乐于追逐消费社会制造出来的各种消费需求；消费成了一个自足、自我再生产的体系，而主体则沦为了它的产品和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主体表现为积极融入消费过程当中，自觉地认可和接受消费的各种动员，并呈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认知结构。因此，消费成为现代人存在或建构认同的主导方式。这种经济生活层面的“神话”生产，掩盖了资本逻辑得以运行的剥削机制，因此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再生产实质上是一种同谋的关系。不同于列斐伏尔的地方在于，鲍德里亚从物的视角切入，将消费社会批判的思路推进到符号化分析的层面，将消费社会的深层逻辑定义为物的符号化与符号体系中的主体和关系。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聚焦于物能否景观化，受此启发，借助符号学理论，鲍德里亚将这个命题改成了物能否符号化是消费社会的本质要求。消费社会作为一个主动的结构（双重含义：大众主动地进入这个符号系统；消费过程成为了物体系/符码体系的主动行为），类似于符号学的结构，个性化的要求和实现（主体性的体现）都是符号体系编码的结果；个体主体的社会、个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实现都必须在消费社会的物—符号体系中进行，他们对消费体系的认同构成了自我确证和再生产的前提，因而也构成了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的再生产的细小节点；整个消费过程都表现为对主体这个幻象和制造出来的“需要”的再生产过程，因而是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合法性再生产过程。

可见，从列斐伏尔到鲍德里亚，以消费社会为核心焦点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实质上揭示了日常生活对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意义，也构成了挖掘内在矛盾、争夺与培育抗争主体的重要环节。然而，这种酣畅淋漓的批判背后，历史变革主体的生成问题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循环过程已经完全掌控了日常生活自身的秩序节奏，使日常生活世界变成了一个被消费欲望的符号体系所操纵和奴役的重灾区，这是一个日常生活严重异化的时代，这是一个被时尚、休闲、旅游、汽车、广告、电视、网络等无形的亚体系所掌控的世界。在这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滚滚浪潮之中，人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历史进步与发展的理想或价值目标，也没有了统一的、自觉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流行的消费导向和盲目的文化无意识。从而历史“终结了”，阶级退隐了，主体消亡了，“生产之镜”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之镜”。于是，列斐伏尔求助于日常生活的“瞬间”、“节日的复活”、“改变日常性”，为的是“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鲍德里亚将焦点定位在交换普遍化带来的意义沦丧问题上，最终诉诸以象征暴力为实质的知识恐怖主义。他们给出的抗争方案，一方面见证了资本主义难以抗拒的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分析始终缺少一些重要的层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列斐伏尔后期的空间转向是挣脱这种理论困境的一个积极尝试，从而在理论逻辑的建构上，为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研究补上了至关重要的空间之维。

第三，空间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中已经处于萌芽的状态。这一点从马克思《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未能实现的有关世界市场、殖民问题等分析意图可见一斑。在20世纪早期，空间问题的凸显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中对于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的研究，代表人物包括了卢森堡、希法亭、列宁和布哈林等人。他们把有关剥削、地理扩张、领土冲突和统治等主题，生动地跟资本积累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尤其卢森堡为完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而引进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思考视角，在逻辑上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空间维度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出来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转向”在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学界成为一个有趣的学术现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一“空间转向”的领头人物正是列斐伏尔。在出版于1972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城市》一书中，列斐伏尔对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剥削与再生产方式进行了比较。他指出，20世纪早期之前，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对劳动的剥削和基本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具（机器等）、商品和劳动力在各种具体的社会法规（劳动协议与合同、民事法等）的再生产，并且这种再生产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国际暴力机器（军队、警察以及殖民行政管理机构等）的控制下进行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资本关系为内核的空间组织结构，资本关系的再生产就是资本空间的再生产。在这个由资本主义国家打造的“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遭到了资本关系的普遍殖民，资本的逻辑已经呈现出一种工具化了的“空间规划”。在以城市为中心主题的系列过渡性研究中，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逐渐凸显了空间的视域。在他看来，城市化的实质是对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空间化，正是通过这种战略性的“规划”，资本主义成功地生产和再生产了其基本的社会关系，从而得以幸存。在《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与《空间生产》（1974）中，列斐伏尔关于空间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中心议题更加明确地凸显了。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建构一种日显包容性、工具性和神秘化的空间，隐匿于幻象和意识形态面纱之后，从批判的视野中消隐，从而获得幸存。资本主义空间不同于其他各种空间的地方在于，它凭借其独特的同质化、分离化与等级化等同步进行的空间策略有效地实现了其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既联系又矛盾的空间正是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实现的空间。正是通过向空间引入多样性矛盾的方式，这种空间才造就了再生产”，“资本主义发现自己已有能力淡化（如果不是彻底解决的话）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内部矛盾。因此，在《资本论》之后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成功地实现了‘发展’。我们无法估算其代价，但我们的确知道资本主义获得增长的方式：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

社会批判理论“空间转向”的另一个主要推动者是戴维·哈维。哈维继承并推进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研究。在他看来，对“资本主义怎样生产了它的地理”这个问题的忽略，是传统资本主义研究的致命缺陷。而对这个问题长期而深入的思考，推动着哈维紧紧围绕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两大主题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化进程，进而提出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主张。立足于对马克思《资本论》长达30余年的重新研读，哈维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空间分析，它是从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空间过程。从这种空间分析的视角来看，资本、阶级等其实是资本积累运动的过程与构造。城市并不是一种物性存在，而是一个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运动过程。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资本的变化流动，亦是一种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运动过程。因此，哈维主张，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物质生产概念，不能当作一般的概念范畴来理解，必须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换言之，只能根据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方可理解其精髓。在其自认为十分重要但却一直未能引起学界重视的著作《资本的界限》（1982）一书中，哈维更是坚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原则，深入阐释了当代空间结构的生产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探寻城市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也正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空间景观是如何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以及在研读和重构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方法论精髓的过程中，哈维试图打造更具解释力的历史分析范式，在其中，时间—空间、部分—整体、主体—客体等维度是辩证统一的。为此，他致力于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解读为一种过程辩证法，强调过程对于物和关系等组织化、物化或固化了的社会存在的优先性。并且，唯有在过程当中，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才得到了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过程的体现正是资本逻辑的扩张和运动，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览

从既有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如果不以资本主义变迁与社会批判为核心旨趣，而仅就探讨社会再生产的宏观或微观机制，那么，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将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广义的文化理论等众多学科，真可谓汗牛充栋、多点开花、不胜枚举。即便如此，专门以社会再生产为中心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这其中，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问题及其理论变迁的内在逻辑研究，更是一片尚未充分开垦的新领域。当然，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已经为本论题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关于资本主义变迁的经验史研究与理论探讨

国外学者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资本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以及《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霍氏的年代四部曲，立足于左派的立场，呈现了1789—1991年这一资本主义崛起和发展的重要时段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变迁过程。类似的相关研究还包括了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哈特与奈格里（ Antonio Negri）的《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约翰·厄里（John Urry）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商务印书馆2006年）、波兰尼（Karl Polanyi）：《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等等。以上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描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造成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为本论题聚焦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变迁及其理论反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值得专门一提的是，在探讨资本主义变迁中聚焦于生产过程与管理方式变迁的研究值得高度注意，代表性人物与著作有：詹姆斯·P．沃麦克（James P. Womack）、丹尼尔·T．琼斯（Daniel T. Jones）等：《改变世界的机器》（商务印书馆1999年）、《精益思想》（商务印书馆1999年）、《丰田精益生产方式》（中信出版社2008年）；斯图尔特·克雷纳（Stuart Crainer）：《管理百年：20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海南出版社2003年）；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Christopher A. Bartlett）：《个性化的公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上述这些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变迁为焦点的研究，为我们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研究的不足并定位布洛维“回到生产”的学术旨趣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史研究材料。

国内方面，针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总体性研究主要以李琮、徐崇温为代表。主要成果有：李琮：《当代资本主义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经济全球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出版社2004年）、《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以及关凌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人民出版社2006年）；严书翰、胡振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胡连生、杨玲：《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新课题》（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国平、范新宇：《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刘昀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这里选取的只是这一方面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列出。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也为我们梳理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专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文献收集和现象描述层面，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逻辑缺乏自觉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张一兵教授领衔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群策群力合著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六卷本）弥补了以上的这些不足。从内容上来看，这套六卷本的《资本主义理解史》是对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理解资本主义的全程全景式梳理。它不是简单地以时间为线索串起来的故事汇，也不是各种相关理论的大拼盘，更不是面面俱到的资料堆积，而是围绕资本主义的认识这一专题，以历史和逻辑的顺序展开，深入探究了从马克思恩格斯至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的发生、发展的思想史。

2．关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

近十余年来，伴随国内学术界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的推进和深化，逐渐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本论题深入挖掘从马克思到西方当代激进理论的内在逻辑变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孙伯鍨：《探索者道路上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孙伯鍨、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第二、三章（北京出版社1996年）；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一兵、姚顺良等：《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上述的经典理论研究，为本课题把握马克思再生产思想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平台，奠定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本书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更准确地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研究的理论得失奠定了理论基础。

3．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研讨或个案分析

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批蔚为壮观的学术成果。相关研究以人物评介和专题研究为主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为专题的总体性研究。代表著作有：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尹树广：《国家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工具论，结构主义和生活世界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韩秋红、李百玲：《传承还是断裂？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资本主义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胡大平、张亮等：《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五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总体说来，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专题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不多见，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著作成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但是从这一角度入手的总体分析并不多，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仍主要集中在其内在理论发展逻辑的梳理与把握上。当然，这些以梳理概念的内在关联和总体逻辑变化为焦点的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了，这就为本课题选取再生产的理论视角，深入探讨理论与现实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指明了方向和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大平教授与张亮教授等合著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五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直接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依据理论发展与资本主义历史变迁，凸显了资本主义时代认知与考察对于其理论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从而区分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与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四种主导的资本主义批判模式。该项研究为本书的构思与写作奠定了核心的方法论框架与主导性的研究视角。

第二类，关于流派或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个代表学者的个案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008年）、《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商务印书馆2009年）；衣俊卿：《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戴阿宝：《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夏凡：《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李青宜：《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基于早期鲍德里亚的一种批判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等。以上的这些类型的著作，虽然与社会再生产问题的研讨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一学者或某一流派进行了深入解读，为本题研究的顺利开展廓清了理论地平，并且，其中不少研究直接构成了本书部分章节内容的准备工作与研讨前提。

第三，国外相关研究的总体概况。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相应发生了理论上的重大转变，另一方面，面对这些转变也开始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因此，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外先期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其一，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最新变化所展开的分析探索和理论论争。本书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探究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政治—经济实践与文化实践的剧烈变化的根源，分析了资本积累机制的空间策略与实质。美国学者乔治维·里茨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角度分析了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之间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所导致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对应于这一社会历史的变迁，思想领域也引发了一系列反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走向尽头，开始了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受到挑战。总体说来，这些研究纷繁芜杂，按照其理论特质，主要可以概括为西方左派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霸权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话语抗议等不同模式。这些模式可以看作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理论回应，同时也与此前已经出现的多种模式存在内在的关联，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等。

其二，针对上述思潮，以及20世纪左派社会理论的整体逻辑发展所进行的理论反思。其中最明显的反思便是对20世纪左派社会理论的典型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回顾与反思，代表性作品有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施密特（Alfred Sehmidt）的《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重庆出版社1993），本·阿格尔（Ben Agger）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马丁·杰（ Martin Jay）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此外，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化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文化转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文献也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反思视角。另一方面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派社会理论思潮的整体批判性分析，代表性作品有贝斯特和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肯迪斯和方坦纳编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重庆出版社2006年）等等。上述著作对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资本主义批判逻辑的变迁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对于本书研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变迁实质具有显著的意义和价值。

总体说来，该项研究所需要的相关资料充分，并已有其他研究作为参考。依托这些文献，本研究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聚焦于社会关系再生产这一视角，深入梳理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逻辑变迁。

三 研究的焦点问题、总体策略与方法

（一）本书的研究焦点

本书的研究焦点问题在于探究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总体或结构如何实现自己的再生产。如果说，马克思在其《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试图定义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本质与内在矛盾，并且已经暗含了多种可能的层次，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层次性和矛盾性，那么，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发展变迁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的任务则在于，穿透马克思所未能遭遇的复杂时空情境，始终牢牢盯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变本质，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在现代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机制，识别出再生产的表现层次与特定时空境遇中凸显出来的矛盾的某一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定义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与不变。因此，再生产理论变迁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这些理论面向绝非理论家们的杜撰，而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历史的真实变迁。本书的任务在于，描绘出他们如何借助思想史的资源将现实问题理论化，并且在这个理论化过程中，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方法和立场来回应这些问题。此外，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我们将跟随着他们，在时代更替与经验变迁的历史过程的洪流中，进一步完善马克思所致力于探究的资本主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聚焦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过程，探寻社会再生产的各种层面及其相互关系，并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化”力量。同时，我们还要关注，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复杂过程是否一帆风顺、毫无抵抗的可能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又是什么力量或过程蕴含着反抗的可能性或突破口，进而言之，它们是如何将资本主义一步步逼向了自己的“界限”。关于资本主义的界限问题，这究竟是一个理论逻辑设定了的必然存在，还是说必须在运动的过程中，诉诸辩证法的视角才能加以把捉的、具体的、内生性矛盾？这是需要通过本项研究来进一步探讨的。在这基础上，更好地审视、承继和推进马克思所未尽的探寻“未来的可能性”的事业。

基于上述的理论期待，在本书中，我们将重点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再生产的内容与层次的分析，并基于再生产的理论视角，评估他们对历史行动主体的探索，思考历史主体的生成性与曲折性问题。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围绕方法论与逻辑构架等问题，梳理他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挑战。

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层次性问题，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同时也充分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向历史开放的方法论系统。就再生产而言，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即人们物质生活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社会现象与各种意识形式的历史之本。马克思反对泛泛地谈论生产的一般形式，而强调理论的对象总是一定社会形式中进行的生产。在一定社会阶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从一种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以及之后的时空拓展而言，社会再生产的内容必将呈现出多个层面，其中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了人与人、历史传统、意识观念与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将社会再生产分为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再生产和关系（包含了生产当事人的再生产以及相应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再生产两个层次，并且强调后者相对于前者的重要性，同时也探讨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的拜物教意识，探讨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等问题。马克思之后，再生产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先后呈现为以下几个层面：意识形态（生产当事人的无意识结构与意识形态及其组织机构）、日常生活（含义更为宽泛的物质生活层面）、空间（从物性空间走向过程性、关系性空间）。此外，以布洛维等人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实际上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遗忘的另一个层面凸显出来，即狭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变迁（如管理问题）等。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研究，同时也加深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毫无疑问，伴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研究推进的，是他们对历史行动主体的研究。因此，基于再生产视域之下的历史主体及其生成过程，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关注之一。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失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化过程中工人阶级革命热情的退潮等现实问题的冲击，让西方学者开始纷纷质疑马克思关于历史变革及其主体的论证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资本主义的现实变迁而对马克思的“纠偏”和“完善”，其焦点问题也在于在新的时空前提下寻找革命主体的位置或生成空间。当他们把理论更新的点锚定在社会关系再生产这一逻辑节点上时，恰恰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停留在马克思关于历史主体与现实革命力量的现成论述上，而必须抓住他的思考范式，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视角来看历史主体的生成问题。借此，我们将发现，在马克思那里，从再生产视角来看，存在着三层含义的历史主体：一般历史发展层面上的历史主体及其变迁（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主体）、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对历史主体生成逻辑的具体化（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体的生成）、关于特定历史阶段或现实历史与社会变革进程中的历史行动主体的研究（工人阶级斗争策略以及拜物教等问题）。在这三个层次的视野中，我们将找到更合适的理论视角来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历史主体理论的批判，来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相关发展。

（二）总体研究策略与方法

本书关于再生产问题的研究采取了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原则，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构架与生活经验变迁的时代发展顺序，围绕各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对的核心主题呈现他们的思考。并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揭示出，各个主题的更替并非他们自身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变迁，同时也得益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精髓的认知深化与灵活应用。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或新的变化之中，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主导层面或体现在理论上的呈现及其逻辑，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代表人物的分析都将完整地包含三方面的要素：对现实的判定（背景）、支撑该判定的方法论或历史认识论（ 叙事）、理论的现实导向与政治策略（ 策略）。在各个阶段，对社会再生产的各个侧重层面的研究，都将坚持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的统一，并指出不同学者不同视角之间的逻辑关联，同时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思想进行比较与分析。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在理论上将涉及以下几个问题：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整体与部分、特殊与普遍、形式与内容等辩证关系，并试图依据各个时期各个学者的理论视角，从完整的再生产视角给出辩证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上，我们将重新遭遇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阶级或历史主体的“式微”问题（历史与结构或结构与主体的关系等）。因此，在分析过程中，以下三个思考方向是贯穿本书的问题式：（1）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上层建筑”的研究偏好，构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认知的巨大挑战。从而衍生了一系列需要直面并深入检视的问题，比如社会关系再生产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展开及其内在层次这一问题的理论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命题提供了什么样的新挑战，在什么意义上推进了我们对经典命题的理解，对于我们立足于当代社会历史实践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并继承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析与批判的方法论精髓有何理论价值，以及如何彰显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解剖学”的当代意义等。（2）历史（过程）与结构，或主体与结构（符号）的关系。在识别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思想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之中的逻辑地位之后，进一步识别出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与其社会历史形态理论、历史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以此为逻辑构架，分析各个阶段有关关系再生产思想的分析思路对这个主题的思考，其现实指向、理论价值和哲学方法的得失；就这个主题而言，最终的理论旨趣在于揭示马克思对于历史主体的生成机制的理论阐发，西方左派理论家们在各自的现实语境中对于历史主体和解放政治学的思考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并分析他们的得失。（3）历史发生学、抽象上升到具体与再生产研究的方法论模型更新。从马克思到西方当代左派的现实分析与理论阐发，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方法论的理解。马克思提出的抽象上升到具体，在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视野中如何呈现？从卢卡奇的“辩证的总体观”到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论，再到哈维的过程辩证法，从时间到空间，从结构到过程，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回到“最低限度的普遍性”或“内化”了普遍性的特殊性等这些问题无疑将促进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资本分析所坚持的历史发生学方法与总体性视野。

（三）关于本书的其他说明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内的迅猛发展，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疑大大推进了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总体而言，国内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由点入面的人物评介式研究、主题式探讨和整体逻辑及其转换的研究。本书的研究与写作努力吸收以上三种研究的优点，并试图在写作方法与论述结构上做一些新的尝试。尽管如此，本书主要属于一种主题式的研讨，是围绕再生产这一核心视角展开并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专题研究。这就注定了本书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将困难重重。

一方面，本书重点关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显性论述还是隐性框架），因此相对于人物评介式研究而言，就无法面面俱到。例如，本书对阿尔都塞的研究，集中聚焦于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以及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言说，至于其他有关马克思文本解读方法、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与“科学”两大阶段的划分和“断裂说”等更广为人知、影响甚巨的内容就无法呈现了。又如，有关鲍德里亚的研究，本书主要聚焦于其早期阶段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至于其中后期的转向——特别是他在《生产之镜》中开启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思路，以及他试图在前现代世界中找寻可供整体替代资本主义的象征交换体系等思想，也就无法完整地呈现在本书之中。这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遗憾，也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研究策略。另外，考虑到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与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在逻辑上具有较高的互文性，本书不做专题研讨，而是将之分散到各处相关的论述当中。总之，作为一项主题式的研讨，本书无法兼具人物评介式研究的全面性、深入性等优点，也无法一一对每个人物进行思想史定位和功过得失的完整评估。

另一方面，由于本书的研究主旨并非要对整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定位和评价，也不是要再现完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转换，因此本书无法再现完整的学界所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与流派。例如，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特（Jean-Paul Sartre）、前苏东的人道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主张中立化与科学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人物或流派，在本书当中无法一一详细呈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不重要，而是本书的研究主题与偏好决定的。因为，本书主要关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段当中，面对明显异质于马克思的新时空语境，他们凸显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的哪些方面或哪些维度，这些维度对于资本与劳动双方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矛盾与冲突或改造的可能性等等，以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他们的理论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

事实上，当我们采取这一研究视角来审理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我们也是以另一种不完整的方式将其整体逻辑变迁呈现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空间”列为先后出现的三个主题。在此，简单交代一下这三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三个主题，既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与批判主题的先后顺序，也是资本主义自身再生产机制先后呈现出来的主要维度，因此，就社会再生产机制研究而言，以这三个主题来提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尝试。下面，结合本书的总体研究思路来简单论述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主题，意识形态问题是本书上篇重点研讨的内容，主要考察对象是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问题的凸显，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与无产阶级运动挫折的共同产物。不论是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从生产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物化、合理化意识结构的揭示，还是葛兰西有关美国福特主义监管和控制工人生产之外的生活与思想的揭示，以及阿尔都塞所面临的消费社会情境，他们都共同揭示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操控的方式，在生产过程内外都确立和加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实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以隐性说服的方式取得了人们的合法性认同。并且，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机制是一个隐蔽的过程，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还体现在生产之外的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他们的分析视野，逐渐走出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框架，泛化为普遍性的主体关系。并且，他们也告别了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虚假性、辩护性的认知方式，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对于资本主义合法性和霸权确立的能动作用。

当然，不论是从阶级分析视角还是从主体关系视角来讨论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问题，主要反思的是一个无意识层面的问题，主要还是停留在宏大的理论逻辑层面上。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要具体展开并深入探讨，就必须转向更为微观也更为具体的日常生活研究。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看到，资本逻辑所成功渗透的意识形态领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更具体地说，是怎么助长了资本关系的再生产。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复兴，福利社会与丰裕社会的特征更加明显，消费社会的分析逐渐成为重要的理论议题凸显出来了。消费社会问题批判的核心焦点，其实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已经不可避免地沦为了资本逻辑的操控对象。资本逻辑通过控制人们的需求、欲望以及欲望的满足方式，成功塑造了一种由资本逻辑主导了的日常生活，借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合法性顺利实现了再生产。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再生产研究的核心问题式，就从马克思视野中的生产方式再生产转为了生活方式再生产。这是本书中篇的论述主题，主要包括了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早期的消费社会批判。

随着战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代表人物列斐伏尔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幸存的奥秘不仅在于对日常生活的“殖民”，更在于对空间的殖民和再生产。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将资本主义生产理解为空间中展开的生产，而必须理解为资本主义空间本身的生产。实际上，正是空间的视域中，意识形态批判与日常生活批判视域都得到了融合。因为，空间生产理论，包括了人们的意识形式、生活想象与生活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内容的再生产过程，因此实际上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构架的再生产过程。在此基础上，哈维进一步完善了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一方面，哈维从宏观的全球资本流动与劳动分工、中观的城市空间研究和微观的身体空间研究，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时空机制及其内在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梳理思想史中的辩证法，提出了过程—关系辩证法以及社会生活多环节且相互内化于过程之中的社会分析模型，不仅为具体的空间分析提供了方法论框架，同时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研究的方法论模型。这是本书下篇的论述重点。

实际上，这三个主题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在研究与表述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难真正做到泾渭分明的界定。例如，有关列斐伏尔的案例分析，其实涵括了这个三个主题，但其主体思想是在后两个主题当中展开。为了主题论述的需要，本书将其断为两部分，先后呈现在“日常生活”与“空间”这两个主题当中。这在一方面见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关研究的方法、视野与时俱进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见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核心机制的转换问题。因此，在列斐伏尔的个案分析上，我们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时间与空间、结构与主体等方面寻求辩证统一的积极尝试。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努力要揭示的特质。另一方面，这些主题也是再生产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正是基于这些主导性的问题意识，本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主导思想进行了分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本身的研讨就是按照这些主题展开的。事实上，在同一个主题下，他们的研讨方式和论述逻辑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但他们所指涉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在内在逻辑上是可以相互沟通的。例如，就日常生活问题研究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虽然并未直接以“日常生活”为题展开研讨，但他们对文化工业和消费现象的研究，与列斐伏尔早中期、鲍德里亚早期的消费社会批判分享了共同的现实视野。他们所指涉的问题实质，对于我们把握日常生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机制的意义，具有同样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可以视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理论共性。当然，这种共性，不是理论形式本身呈现出来的，而是由他们的研讨所包含的问题意识以及该问题意识所指涉的现实本身决定的。

基于以上的思路，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其一，抓住再生产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研究逻辑的推进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提炼出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既是理论表述的逻辑，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先后凸显出来的层次，因此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其二，在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紧紧抓住的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过程，以此为基础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同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再生产分析思路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开放性与当代意义。其三，通过社会再生产的分析视角，推进了我们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主体概念以及无产阶级解放策略等问题的认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马克思的质疑和批判进行了尝试性的辩护和回应。

本书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其一，由于采取主题式的研讨方式，未能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面貌和逻辑。对于文中涉及的部分代表人物，因论述需要，只选取与本论题密切相关的论述，因而无法一一再现其思想全貌，也未能基于再生产问题来评估和定位所涉人物的理论得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发展的逻辑脉络的不足之处。其二，受限于论题，本书主要聚焦与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再生产问题研究，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论域中的再生产问题未能展开，这就给本书从更开阔的视域下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造成了困难。其三，本书未能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有关资本主义经验变迁的历史展开研究和评述，而这一点对于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展开的现实分析以及基于此生发的理论表述而言，无疑是重要的。

总体而言，本书始终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资本现实变迁的理论反映，因此，其研讨与逻辑也将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时空语境的开放性。基于这种历史发展与理论逻辑所共享的开放性，一方面我们将看到马克思资本研究的时代局限性与其方法论体系的历史开放性；另一方面也将采取更灵活的姿态来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并不会因为某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的结论过于悲观或给出的斗争策略过于浪漫主义而将之全盘否弃，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他们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机制提供了哪些启发。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毕竟是有其历史与时空语境的局限，并不能简单地套在中国现实语境的分析当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一个空前的历史“文本”。中国人当下的生活情境，从形式上来看，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进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野，例如文化工业与消费社会批判以及空间生产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西方左派批判时空界限的忽略，事实上，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现代性过程，其规模、剧烈程度以及复杂性均数倍于西方的“时空压缩”过程，并且中国人独有的文化传承、生活观念与方式等方面的因素都是再生产研究所不可忽略的重要层面。因此，我们的研究并非要向他们寻求一个具体可靠的答案或可行的行动策略，而是将其理论视野与方法继承下来，并借助他们的分析让完整而真实的马克思抖落不该背负的各种条条框框，以更轻松的、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导引我们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这一点，实际上也构成了本书从再生产视角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意义的现实落脚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应有的题中之义。

最后，我们不妨细细回味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结尾留下的意味深长之语，并将之带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与现实思考之中：

“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有些（或许就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则包含着致命的种子。能不能认识这些种类，并且加以指出而使人们能共同认识这些种类，委实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