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关系

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发展达致何种程度，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会对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表现形式，从属于制度的范畴，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因此，现实的农民发展一定会受到具体的、历史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影响。

一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实现农民发展的重要形式

唯物史观认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生产关系，农村集体所有制是影响农民发展的“普照的光”，它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占据着核心地位，决定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而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从属和派生结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重要反映。农村集体所有制具有根本制度、主导内容等本质的规定性，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属于制度表现、内容实施等形式的规定性，农村集体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即多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来表现，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虽然可以服从和服务于不同的所有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不是脱离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孤立存在物，可以“为所欲为”，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必须反映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内在关系，必须适合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主体”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价值取向和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农民的需要、农民的意愿和农民的发展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基础，这是由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内在本质和规定性来实现的。然而，与其他所有制相比，所有制本质上的优越性并不会自发地形成一种促进农民发展的态势，所有制本质上的优越性如果缺少适宜的、合理的、适度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来实现和表现，那么这种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必然成为使农民陷入痛苦的“永远根源”和阻碍农民发展的“罪魁祸首”。因此，农村集体所有制内容上的合理性，必须通过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形式的合理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如果缺少内容而只有形式，或者只有内容而缺少形式，都将造成不良影响。故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体制须保持和谐一致，才能为农民发展所需要的公有、公平、公正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才能保证农民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资源的有效获得，才能发挥“解放”农民的集体优势，为农民提供公平均等的发展机会，保证农民发展的共同富裕和集体主义方向。农村集体所有制固然重要，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和表现性是关键，所有制本质和体制实现缺一不可。基于此，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实现农民发展的重要形式。

二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规制农民发展的要素载体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演进中最重要的变量是生产力。而不同要素结构排列组合的方式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农民置身于特定的生产力要素结构中，基于广泛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维持着自身的存在。由此形成不同的农民本质力量，决定农民的不同存在状态，实现农民一定程度的发展，脱离生产力要素结构的抽象的农民是不存在的。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与逐利性的私营经济、有局限的个体经济相比较，更具有质的优越性。农村集体经济是由不同的要素包括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不同素质和数量的劳动力、生产经营方式和劳动方式、分配方式，当地的资源禀赋等组成的。以往，人们单纯地认为把这些要素以集体的形式进行集中经营，集体生产，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总之以“集体”的名义“集合”起来才是农村集体经济。但事实上，农村集体经济只是提供了成员平等、规模经营、资源共享、共同富裕的实现基础和可能性，它对于农民发展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体现，关键还是要看组成农村集体经济系统的各个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主要包括经营方式、组织形式、劳动方式、分配方式等。农村集体经济诸要素之间的结构方式，其核心体现就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不同的要素结构方式，就表现为不同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就会承担不同的职责和发挥不同的功能。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以农业合作制、人民公社体制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不同形式出现，其背后体现的就是诸要素的排列组合与结构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体制形式，对我国农民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见表1-5所示）。

表1-5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要素结构的历史演变

资料来源：陈锡文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整理完成）。

如表1-5所示，只有当农村集体经济核心和关键要素的结构、组合和运作方式合理，即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合理，适应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农民的发展意愿，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才能更好发挥。如果核心要素的组合和运作方式不合理，即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不适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取消农民的主体地位，扼杀农民的本质力量，形成对农民发展的阻碍，农村集体所有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就会演变成“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基于此，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规制农民发展的要素载体。

三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决定农民发展方向的现实依据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作为我国农村集体成员而存在的广大农民，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规制和影响下的一种特殊存在”，农民的发展和自由的获得必须在体制范围内获得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正是这样一种由农民“个人联合”而形成的真正“共同体”，以其独有的方式影响着农民发展的向度、广度和深度。

基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内各要素组合、匹配和相互契合的程度而表现出的性质，成为决定农民发展方向的现实依据。事实上，在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单一的经营和劳动方式，简单地把个体私有的生产资料“归大堆”变为集体所有，把劳动者集合起来统一劳动而形成的僵化落后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极易抹杀农民在经济关系中的自主性，剥夺了农民平等的经济发展权利，淡化了农民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形成新的农民“依附”关系即个体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的全面依赖，阻碍独立人格的形成和自由个性的发展，会使农民重新陷入贫困无助的弱势地位。相反，灵活有效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通过多种劳动合作与联合的方式，肯定农民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地位，拓展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赋予农民自由发展的权利，发掘蕴藏于农民体内的体力、智力、个性、人格等本质力量，提供实现农民价值的发展途径，改变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在多种灵活有效的劳动方式和联合经营中，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完全具备推动农民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守旧走向创新，由片面走向全面的发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