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社会发展创造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终将为人的发展积蓄力量，而人的发展乃是社会实现长远发展的决定力量。当前，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中国，农民是最大的发展主体，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农民发展水平是衡量中国人整体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因此，“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实现和促进农民发展。然而，在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条件下，当前中国农民的发展状况令人堪忧，整体发展相对滞后，与其他群体相比差距较大，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适应、不协调、不同步，并未达致一种理想的状态。特别是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影响下，农民群体日益成为迫切需要反哺和扶持的最大弱势群体，其不和谐、不充分、不自由的状态不仅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中弱势的一端，而且日益成为中国人发展的瓶颈。基于此，重温经典导师的丰富人学理论，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农民发展问题，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维度和背景之中，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农民发展研究的理论视阈，进一步明晰制约农民发展的体制因素和农民发展所处的现实困境，进一步建构促进农民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从而对“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研究的缘起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健康推进。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强调的就是人本原则，表述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依靠人，从根本上说，人是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统一，也是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确立，“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农民是当代中国人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存在特殊意义的部分，“以人为本”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就是要以“三农”问题为本，以农民的发展为本。然而，伴随着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创新，农民的发展虽整体上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从依附向独立、从片面向全面的转型，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由于受到诸多体制因素的困扰，农民并未获得充分和自由的发展。因此，如何真正实现“以农民为本”，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需求，如何卓有成效地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如何从束缚农民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切实在农村的改革发展中真正体现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就成为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必然性：不懂得农民，就不懂得中国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庞大、最特殊、最困难的发展群体，中国农业大国的悠久历史表明农民在中国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昭示着农民发展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历史性。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过去，并不会跟随着时间一同消逝，都必定有其现代的延续。由此决定了今天的中国是过去中国之发展，今天的农民是过去农民之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一部新中国的发展史，恰是一部农民的发展史。农民是中国历史推演的主角，农民发展勾勒出中国发展的基本脉络，若要掌握新中国历史的全貌，获得对中国的整体理解和全面认识，必须读懂农民。

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始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依靠力量。“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作为改革开放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农民理应占据着生产关系变革的主导地位，亦是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关乎着农业现代化的向度、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农民发展又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面，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社会心理的成熟与稳定，行为方式的沉着笃定与深谋远虑，劳动方式的现代与先进，生产技术的变革与创新等，都深深地影响和牵绊着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因此，农民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程度和方向。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乃至中国真正意义上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农民获得发展，实现农民的现代化，这是基于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现代化实现的理性分析而得出的客观结论。而“善待”农民是“懂得”和“理解”农民之根本，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他提出“两个‘善待’，一个是要善待农民。不善待农民，国家就不会长治久安。一个是要善待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农民和生态是牺牲最大的，善待农民、善待环境，年轻人要有历史责任感”。因此，农民发展是立国之本，发展农民乃是强国之基。

（二）紧迫性：农民发展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刚跨入2000年，基于对农村的深刻理解、对农业的深切体会、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凸显出新世纪以来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日益紧迫。“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鉴于此，只有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才能获得促进中国发展的持续动力。

事实上，随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变化，农民的负担虽然大大减轻，但仍然面临着许多的发展难题和困境，发展极不平衡且相对滞后，已“沦为”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这种“弱势”主要表现为，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保持在3倍以上，城乡居民两极收入更是相差20余倍，已达结构失衡程度；按照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300元/年的扶贫标准，至今仍有1.28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群体的“选择性”关注和“碎片化”保护，导致其一直处于有失公平的低水平生活状态。“辛辛苦苦三百天，汗水洒尽承包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这形象地描述了当前农民群体不容乐观的生存状况。严峻的事实提醒我们，当前，在我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的背景下，农民的发展是标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指标，也是制约中国人整体发展程度与层次的“短板”。因此，农民发展至关重要，发展农民迫在眉睫。

（三）现实性：农民发展需要多元立体反思，寻求体制性的合理解决

“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应该保证每一个人都享有均等的发展机会，获得均等的参与权利，实现均等的发展目标，因此，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构建平等和谐的发展氛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无法完全消灭一切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而农民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中弱势的一端，是中国人发展的瓶颈。重温和理解经典导师的深刻理论，对比当下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的发展状况，笔者形成一种强烈而笃定的意识，“理论研究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如何让“弱势”的农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获得公平的地位，实现充分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和历史使命，也是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和探索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理论研究应以现实经验为出发点”，必须识民情，接地气，于是笔者先后赴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陕西省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区、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村和许西村、吕梁市白文镇南街村、昔阳县大寨村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当近距离观察和体验今日农民的生产生活之时，一种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感情始终淤积于内心，久久未曾逝去，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反复地提醒自己：农民呼唤我们，农民需要我们。特别是那些被称为中国“病灶”和“伤疤”的普通农村，发展滞后、发展无助的农民群体更加需要我们。正是伟大导师的经典理论启发我，真实多彩的农村现实引领我，农民迫切发展的需求激励我，以实现农民的真正发展为己任，勤奋思考，俯身躬耕，梳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反思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探求蕴含于其中的本质和规律，思索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的趋势与未来，以期对农民发展问题多元立体求解，寻求体制的合理性安排。唯有如此，才能够舒缓内心的忧虑和挣扎，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安守，真正体现研究的价值和责任。

二 研究的意义

农民为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先行者和推动者，农民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合理安排和有效运作，不仅是提高农民、发展农民的动力源泉，而且也是提升农民、解放农民的治本之策。研究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的农民发展，旨在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拓展“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为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农民发展的体制机制提供支持，这将为促进中国的农民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并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物质力量。

（一）理论意义

1．深化学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日趋细化和具体化，总体而言，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一批重新审视和评价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地位和意义的论文、著作相继发表，成果相对较多；对农民发展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成果相对较少；而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关系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则更少。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遭到严重“忽视”，农村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日益成为效率低下、产权模糊等问题滋生的“温床”，甚而成为多方“指责”和“诘难”的对象。对于今日农村集体经济成为“众矢之的”的根本原因，应从宏观的历史性和微观的现实性全面着手予以客观分析和切实把握，既要有客观的、深远的历史性视野，从“三农”内部寻找其发展薄弱的历史因素，也要有整体的、联系的微观现实性，从“三农”之外挖掘导致其发展缓慢的现实原因，既要注重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要注意影响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关系的外部制度性因素。本书尝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农民发展为主线，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系统总结和挖掘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演变中对农民发展的影响，以深化对历史变迁中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影响和制约下农民发展状况的认识。

2．拓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微观研究领域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农村集体经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根基，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前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是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的重要内容，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系到“以农民为本”的价值实现和价值认同，关系到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和方向的坚守。农民发展是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部分，是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核心。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唇齿相依，相互作用，须臾不能分离。农民是维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与创造力的智慧源泉，是促进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的重要依靠力量，农民发展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演变的主体和关键。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在农村集中体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全面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深刻把握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影响下的农民发展状况，重点挖掘二者之间的互动规律，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3．细化和具体化“以人为本”的理论研究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民以其数量的庞大性、生存的贫困性和发展的滞后性，而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转型有赖于农民的转型，农民的命运决定国家的命运。“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标签，人是发展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保持社会活力，实现社会进步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于人的发展，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为致力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农民群体而言，“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以农民为本”，以农民的生存为本，以农民的发展为本，以农民的进步为本。然而，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和主体，长久以来数量上占据多数的农民，其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和弱势的境地，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农民的发展程度、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衡量指标和价值尺度，也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短板。当前，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发展变迁过程中，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其根本就是以农民的发展为中心，这是现阶段坚持和落实“以人为本”的首要内容。

（二）实践意义

1．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农业、农村、农民是“三位一体”的概念，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相连、唇齿相依的整体关系，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彻底解决，都依赖于另外两者的有效互动。“三农”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明确为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特定理论研究对象之后，更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敏感性、重要性和历史性。“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无论在共和国波澜壮阔的恢弘历史中，还是在新中国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中，憨厚、朴实的农民一直默默地无私奉献和热忱付出。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其他群体相比，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始终是这个群体难以摆脱的身份标签，由此决定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顿和滞后。因自身知识、素质、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其局限的视野和狭隘的思维方式跟不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其“势单力薄”的家庭经营和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也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其受到诸多体制的束缚，身份的“不明晰”、待遇的“被歧视”、福利的“碎片化”等，不仅发展机会缺乏，而且一直处于发展的弱势。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致力于破解“三农”问题，特别是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设计带动和改变了农民的处境，但农民发展问题的解决并非匆忙的一蹴而就，而需踏实的朝夕之功。因此，“三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投射和缩影，而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本书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为切入点，对农村集体经济产生的深远历史背景予以全面考察，对不同体制下的农民发展状况进行评析，以期为当下破解“三农”问题提供新的参考和依据。

2．为探寻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的主体是农村，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稳定，则天下稳定。正如亨廷顿所强调的：“在现代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得农村者得天下。”当前，人的发展即农民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带动和促进农民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又不可或缺。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现形式、关注其产生原因、运行状况及体制变迁的原因，有助于全面地看待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制定适应农村现实需求、满足农民真实需要及促进农民未来发展的政策。事实证明，当前农民发展程度较高和较好的群体，虽然在具体的发展思路、发展路径、发展依托资源等方面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差异，但透过纷繁复杂的不同农民获得发展的表面现象，可以发现基于农民群众发展智慧和发展源泉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实现形式的不断创新和探索，是有效克服小农生产方式的固有缺陷，实现以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故而，改善农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促进农民的发展，就必须依托于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的带动和创新。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3．为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提供路径选择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 对个体农民而言，农村集体经济是有效集合、组织团体和经济共同体，不仅能够整合农民发展的个体意愿，表达农民渴望发展和急需发展的价值诉求，而且能够将这种意愿和诉求通过个体农民有效地规模化、组织化、集团化，以提高劳动协作程度和增强劳动合作效果的形式顺利地得以表达、实施，可见，农村集体经济本身蕴含着促进农民发展的内在诉求，凝结着“以农民为本”的核心价值，将实现和促进农民发展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致力于构建有利于农民发展的平等、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为个体争取更多的主体自由，促进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对农村集体经济而言，农民个体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智慧源泉、主体力量和创新动力，没有个体农民无限的智慧和力量的支撑，缺乏农民个体意愿的有效表达和价值诉求的顺利实施，农村集体经济也难以获得发展。基于此，探讨农村集体经济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农村集体经济带动下的农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将为大力促进农民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并为探寻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和建议。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的研究

国外并无典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因此并不存在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专门研究，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侧重于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分析和描述，即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这是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发展最为丰富的直接史料。但国外关于集体行动的解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却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专业的理论借鉴。

1．关于集体经济效率和集体行动的解释

以激励政策和集体效率为核心的整体激励机制的构建，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首要关注的焦点。他早期对农场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进行了实践探索，强调外部因素诸如榨取性的外部环境、严格的层级管理、公平均等的分配方式等会引起内部的激励问题，因此，如果能够排除这些外部因素的干扰，特别是能够消除阿玛蒂亚·森所倡导和提出的关键因素，即影响劳动效率的外部负激励（anti-in-centive），则合作农场与个体农场中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孰高孰低，也未有定论，甚至合作社中的劳动激励可能会更高。这种实践论证为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调整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对影响集体经济劳动效率的激励政策作出合理的选择与有效的制度安排。而“集体行动”理论的倡导者和提出者，美国的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侧重于从维护和保障集体组织及集团成员的合理利益出发，他认为，“组织的实质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不可分的普遍的利益”，“集体行动”不仅应该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其行动的逻辑根源在于，为保护和增进集团内密不可分的个体利益而必须采取的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行动。而评判“集体行动”是否有效，则主要依赖于集体组织的有效性，即在“集体行动”中，必须有一个切实代表集团内成员利益的良好组织。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的存在，不是为增进纯粹的个人利益，而是为实现某些必不可少的，经由个人行为方式无法单独增进，必须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和集团行为才能实现的超越个体利益的集团利益，这可分为相容性（inclusive）和排他性（exclusive）两类，无论是相容性的利益还是排他性的利益，区分二者的基本标准主要是看利益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的包容性和排他性。一般而言，包容性越强，利益相容度越高，集体的共同利益更易于实现。当然，曼瑟尔·奥尔森早已认识到，“集体行动”的现实复杂性远远超过严密的理论预设分析，即在利益相容度和包容性都极强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杜绝和避免“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囚徒困境”。对此，奥尔森强调必须通过“有选择的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实现对其成员的“奖惩分明”，这包括积极的、正面的和消极的、反面的两种，即鼓励、诱导或惩罚、强制手段，即便如此，因为现实集团的规模性和复杂性问题的存在，也不能对这种激励手段报以过高期望。综上所述，奥尔森的理论对于如何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尽量排除负激励，以形成对农民个体的正激励，如何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个体农民的利益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规模较大，利益联结紧密，发展相对成熟，这与悠久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史密切相关。故而，相对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已形成立体式的研究成果，既包含基础理论、发展现状、存在问题、未来趋势与走向的微观研究，也包括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宏观研究，国家间与地区间的对比分析。这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成果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完善。

（1）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分期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早期关注，大多聚焦于改善农民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认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具有增强个体农民力量、提高农民收入的优势，而且发挥着促进市场主体提高效率的竞争作用，从而实现整体市场效率提升的目标。在此意义上而言，早期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将合作社定位于“社会公共品”角色，主要负责调节市场经济效率、充当市场竞争标尺，因此，应鼓励其成长和发展，特别是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专业性推进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主要归功于经济学家对合作经济的关注和对农业合作经济理论的推动。在这一阶段，不仅合作经济获得了社会科学理论中独立学科研究的地位，而且众多的经济学模型延伸至合作社的理论研究中，自此，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作为垂直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由此形成合作经济组织的两种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社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首先，延伸了应把合作社作为一个企业的理解；其次，深化了应把合作社发展成为一种联盟的观点，凸显其最大化群体联结的效用。因此，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阶段性认识有益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理论和实践发展。

（2）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分类。第一类是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存在于欧美发达国家，这种类型的组织在合作理念、联结方式、组织决策、运营管理、利益相关度等方面发展比较完备，也较为成熟。如美国合作社的发展已日臻发达和成熟，不仅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体现了多方利益的组织原则。法国、德国是欧洲的农业大国，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核心，法国、德国的合作社承担了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已形成网络型的联盟体系，规模大是其最主要特点。第二类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以东亚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代表。如作为日本最大的农事组合法人，日本山岸主义社会实显地是研究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时必须关注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一种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它在具体的运营机制、组织形式、社会理念等方面的特色，值得我国深思和借鉴。

（3）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经验。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较为丰硕，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所形成的基本共识，其主要观点为：首先，厘清政府的角色和定位，注重政策的引导和服务，如政府的推动是日本农协发展的动力，为其提供大量的资金来源，日本农协并非是完全脱离于政府的独立存在，而是有较强的政府依赖性；其次，处理好政府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要立足于农村的自有资源，在政策倾斜、资金来源、金融信贷等予以全面支持。

国内理论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研究内容较多，并体现出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的相关研究

（1）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变迁。对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的研究，特别是对体制变迁分期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这一丰硕的研究体系，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中国历史所形成的历次决议、重要文献和史料汇编等，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和怎样领导广大农民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坚持何种改造的基本原则和采取怎样的改造形式等，均已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评价，这是梳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必须坚守的理论准则。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论著述和讲话精神，名人自传、年谱和回忆录等，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窥一斑可见全貌”，从微观视角挖掘和探讨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的基本思路和历史考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的基本背景和最终解体的历史命运，以及改革开放后基于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思路而进行的体制新发展与新探索。第三，不同学者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的分期研究和学理分析，这些独具特色的学者研究，选取不同的研究视角，注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轨迹的探索与分析，由此奠定了体制演变的研究基础。如赵光元、张文兵、张德元认为，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人民公社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演变过程，就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逐步确立过程。其中，强制性变迁过程和诱致性变迁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叠加。他们通过深入的考察，认为1978年以前的体制转换是“由分到合”的“强制合作”过程；而1978年以后的体制演化则是兼顾统分、以市场化为取向。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变迁轨迹及各种形式之间的转换关联，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闫景铂认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历史变迁主要呈现为四个时期，即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改革创新时期，与此相对应，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也大致经历了四种类型，即个人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和集体所有、多种经营，不同的实现形式适应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当前，如何因地制宜地创新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其任务日益迫切。麻渝生、苏卫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生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具体分为形成期、调整期、停滞期、改革期和稳定期五个时期。其一，形成期。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合作形式的不断升级，土地产权实现了从个体私有到集体公有的历史性转变。其二，调整期。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与“大跃进”运动结伴而生，不仅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致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虽然在此期间针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进行过多次调整，并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格局，但这种调整终究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种不彻底的改革。“包产到户”也曾被部分地区的农民实行，但还是未得到体制的彻底确立并承认。其三，停滞期。伴随着共和国历史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大二公三纯”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并无二致，只是得到了继续强化。其四，改革期。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农民意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巨大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其五，稳定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于农户耕地承包期几次延长，以稳定农户的承包经营自主权，基于此，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调整方向主要是围绕土地产权，加快市场化经营改革步伐。王树春教授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其趋势》一文中，则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节点，提出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演变的不同时期。首先，改革前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制度演变。一是20世纪50年代的形成期；二是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调整期；三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停滞期。其次，改革以来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变迁。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统一劳动、集中分配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形式得以确立并巩固；二是20世纪9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新的耕地承包政策影响下，进行因地制宜的创新。而董亚珍认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人民公社下的农村合作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至1978年）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要素合作时期（1978年以来）。这些体制变迁的不同划分为本课题的完成提供了多种研究思路。

（2）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的原因探讨。在《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中，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提出“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入是乡村变化的主因。虽然实际变化过程受到传统的制约，但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入使乡村的生产组织形式、规模及行政区划几经变化”。其中，张乐天试图分析和挖掘我国农业集体化的独特性，把握和探寻农业集体化的内在肇因，他曾深刻地指出，“土地所有制及生产组织的变更并没有导致总产量的减少，但增加也极其有限”。政策导入会引致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发生变迁；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激发了农民的内在意愿和劳动热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想象促使农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合作化。吴毅、吴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领导的农村社会实践，自土地改革之后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完整体系，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化，实质上是系列性的社会变迁。林毅夫曾对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及内在机理进行过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利益分配是制度变迁的核心和动因，二者如影随形，紧密相关。制度变迁的实质，涉及权利与利益的转移的再分配，关涉到权利的重新界定，经济利益的重新分割与新的分配格局的重新形成等，其中，诱致性和强制性是制度变迁的两种典型。而刘兵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直接以林毅夫先生的制度变迁理论为依据，他认为，紧密结合农村经济改革实践，自下而上的、以农民为主的、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引致自上而下的、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因此，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不仅是对原有农村经济体制缺陷的有效弥补，而且其不同形式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模式的差异性选择。

2．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相关研究

（1）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界定。究竟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目前学界并没有对此作出权威定义。截至2015年3月初，以“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知网上进行全文搜索，可搜集到142536篇相关文献，以“农村集体经济”为“篇名”可搜集文献2000篇，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题”可搜集文献4336篇。无论是对“农村集体经济”历史变迁中的不同体制的分析，还是对现实中“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下的不同实现形式的探讨，研究数量之多，论述内容之广，都明确表明“农村集体经济”本身不仅是学界关注的理论热点和政府政策调整的重点，也是基层实践中的难点。

无论是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的著作，还是在权威刊物和非权威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虽都有所论及，但观点不一。这些没有统一明确的“农村集体经济”内涵，有的从所有制角度出发，有的从合作制角度出发，有的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定义为劳动者以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经济组织。如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毋庸讳言，如果“动摇”和“放弃”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根本性地位，实质上就是从经济基础上“瓦解”了社会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1982年宪法扩大和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劳动者的自营范围，这是法律赋予农村集体经济劳动者的权利。聊城大学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所的魏宪朝和于学强则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指的是区域性农村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在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自愿互利的组织原则下，农村集体经济是基本生产资料共有或按股份所有，以一定程度的合作经营为基础，分配更为灵活的所有制经济。武汉大学的王德祥教授在《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问题探讨》一文中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是生产资料由农村地区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公有制经济。西北政法大学的韩松研究员在《论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法律界定》一文中强调，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界定的根本，即农村社区组织财产集体成员所有，通过多种经营方式实现价值增值，强调以集体公共服务、公平分配等实现集体成员利益。依据资本、治理结构与分配制度等要素，在区分改革以来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模式的基础上，程恩富将其归纳为四种类型，而目前的村级集体经济是他所强调的完全或纯粹意义上的集体经济。而赵宇霞教授从所有权角度出发，认为在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出现“两权分离”后，拥有对农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她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内涵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准确界定，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极为丰富，必须结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程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说明。王景新教授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不仅立足于现实的、丰富的调研样本，而且也侧重于从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概括。

时至今日，学界和理论界并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外延形成一致的共识，有些强调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不可分割，因此，涉及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甚至认为合作经济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且认为以合作为基础的其他经济形式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表现，比如许涤新在编撰和解释集体经济的概念时，就强调集体经济是包括以合作为基础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商店等；而宋圭武的农村集体经济观点，也强调与合作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我国农村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质是一种村社所有制经济和合作经济的混合，这里的村社所有制经济既不是集体经济，也不是合作经济，而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集体所有制经济本质应属于合作经济的范畴；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洪远朋教授在《合作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有很大差异，并从建立方式、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受益权、经济原则和特性、风险承担与成员关系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差异。目前，更多的探讨聚焦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它是指以村民为服务对象，以规模经济为特征，满足成员共同经济需求的合作经济。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农民发展》一文中，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具体论述，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相对而言的，并脱胎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中的新型经济形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并满足广大农民自身发展需求的合作经济组织。

（2）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探究。近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探索多聚焦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因此，农村集体经济能否实现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有效实现形式的带动，这是学界形成农村集体经济研究难得的基本共识。但在具体实现形式的探索和挖掘上，因研究的样本村庄不一、关注的视角不同、分析的方法多样，因而形成的有效实现成果较为丰硕。第一，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内涵界定。有效实现形式即农村集体经济中所有制的外在表现，如王景新教授首次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其本质上涉及以保护农民合法利益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实力提升、集体成员收入增加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第二，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具体探索。学界的成果多集中于此，有从经营形式进行的探索，也有从各地的多种发展模式进行概括，如王德祥、李建军认为，虽然各地类型不尽相同，但“公司+农户”的联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复合形式等，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第三，农村集体经济探索有效实现形式的基本原则。必须注重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探索中的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百花齐放、示范引导、自愿民主等原则。第四，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路径。有效实现形式的具体路径涉及农村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如以徐勇教授为核心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围绕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即必须创新对“集体”和集体经济的理解、加快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加强能人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带动效能、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是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外部推力等。

（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自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作为国家“三农”问题的要害与根本，出台了较多的政策和文件，不仅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也得到较多学者的理解和认同。如毛泽东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大力支持和发展，邓小平的“两个飞跃”思想，实质上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充分肯定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判。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更是加大了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力度，强调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核心作用。在此期间，更多地探讨集中于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势和必要性，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是整合农民价值体系的基础，能提高农民个体的本质力量，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供农民所需的生产和生活的各种服务，决定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如龚云比较认同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追求，肯定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形式，不仅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方向。赵智奎在《邓小平的农业集体思想》一文中强调，坚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仅符合我国农业发展规律，而且也是农村改革的总方向。

（4）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困境分析。改革以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发展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种困境不仅是实践发展中的难题，也是理论认识上的困惑，具体表现为法律地位规定混乱、集体产权模糊缺失、内部治理结构不规范、经营管理方式单一、思想观念发展滞后等。如魏宪朝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中谈到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存在总体实力不足、财务管理混乱、法律地位不明确、产权模糊、组织职能弱化、对集体经济组织认识不清等问题。谭炳才在《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存在问题与解决对策》中强调，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存在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不仅产权归属不清、产权结构不合理、法人地位不明晰，而且内在发展机制僵化，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有利的动力增长因素等。如何破解困境，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

（5）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具体路径研究。为使农村集体经济走出困境，众多学者集思广益，建言献策，提出了多样的发展途径，归纳和梳理学界的主要观点，表现在应从法律地位的明确规范、产权制度的明晰完善、管理水平的整合提高、财政扶持的力度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任用、观念认识的澄清提高等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使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农村稳定的基本点、农业发展的带动点和农民发展的着力点，如张兆安在《关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中提出，必须从思想观念的整合和统一宏观谋划、农村关系的协调减轻发展负担、政府政策的倾斜提供外在动力、农民利益的共享和重点项目的推动、加大基层组织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等，以提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二）关于农民发展的研究

国外关于农民发展研究的直接文献资料比较有限，但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有其丰富而深远的思想渊源，这些内容繁杂、深邃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研究中国农民发展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首先，古希腊时期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源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从普罗泰格拉著名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人啊，认识你自己”，无不透露出全部希腊文明的内在价值，尊重人、相信人并依靠人，主张人是衡量一切法律、道德和制度的尺度，奠定了人的发展思想的全部基础。也就是说，在西方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就已经确立了人的核心和主体地位，在神秘莫测的外部世界探索中，不断认识和反思人，深化对人的认识。可见，在早期希腊文明中，人和世界相互映衬，彼此照映，在二者互相依存的关系中诠释着彼此。

其次，从文艺复兴到德国古典哲学，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日臻成熟。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在批判宗教神学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基础上，主张恢复一切世俗的思想文化，提出了“人”“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人文主义者大多对人性持肯定和认同态度，强调个性的绝对自由、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并初步形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以黑格尔为标志的德国古典哲学，注重从人的意识、人的本质、人的存在等方面全面认识人，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在这一思想丰富和精神铸造时期，尽管肯定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但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目标，或只是一种美好追求。由于缺乏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无法摆正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因而陷入“环境决定论”“循环发展论”和“虚无主义发展论”等人的发展泥潭之中。

最后，唯物史观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全面构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充分考察和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制约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根源，不合理的分工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由此，形成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著名论断。他认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准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将成为可能，这有赖于促进个体发展的实现条件的生成，由此决定了人的发展需经历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依据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状况，马克思提出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即“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一思想无疑会对全面理解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农民发展研究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现实理论支撑。

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国内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逐渐从重视经济发展到人的发展，虽然目前国内关于农民发展的研究资料非常有限，但对于农民问题的研究资料相对丰富，这为我们研究农民发展问题奠定了基础。

1．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

（1）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悠久的农耕历史积淀而成的农业文明，决定了农民在农业中国的特殊地位。从古到今，农民始终占据着一国发展的核心地位，对农民问题的处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一国的兴衰成败，学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由此奠定了本书的研究基础。在中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农民问题更是占据核心地位。进入21世纪的15年来，农民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愈发凸显关注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当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齐头并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改革等，都与农民问题休戚相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环。陆学艺曾指出，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因为中国农民不仅人数多，数量大，而且太苦、太穷、太弱，农民日渐沦为改革中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发展中日益被边缘化，日益陷入发展的困境。

（2）农民问题的根源和成因。秦晖教授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中，揭示了农民在国家中所处的历史地位、什么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农民问题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曹廷贵、孙超英在《中国农民问题的社会根源及现实困境》一文中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其基础是小农经济。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政权机构彻底延伸到农村社会底层，但人民公社的失败证明小农经济不可能单靠上层建筑的力量来改变。庞大的农村人口决定了中国农民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也不可能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是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3）农民问题的解决。如何破解农民问题，众多学者建言献策，认为对农民权利的尊重、赋予、保障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如刘永佶教授认为，农民问题必须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其内在需要和主动精神是促进自身问题解决的不竭动力，应当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确立保证农民权利的有效实现。

2．关于农民发展问题的研究

（1）农民发展问题研究的背景。北京大学的徐春教授在其著作《人的发展论》中提出，科学发展观内蕴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它包含人的全面发展维度，其价值核心是以人为本；清华大学的王峰明副教授在其著作《科学发展观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认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人为本”当头，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放到经济社会的“实质”和“核心”的重要位置，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当代演化，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一脉传承；山西大学的赵宇霞教授在其著作《我国农民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中提出，科学发展观蕴含着人的发展，农民的发展状况是标志中国人整体发展程度与水平的重要参数。当前，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去衡量相对弱势的农民群体，突出体现为应创造一切有利于农民发展的机制和条件，以实现其和谐、均衡发展。

（2）提出研究农民发展问题的内容和思路。赵立刚在《关于农民发展问题的若干分析》一文中，立足宏观与整体，明确了研究动机和意义、界定了农民发展的内涵、构建了农民发展的系统，具体包括核心系统、发展机会、发展空间、发展大系统、系统内要素等，探索了农民发展的路径、提出了研究农民发展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这是国内关于农民发展问题的比较全面的论述。

（3）农民发展内涵的界定。中央民族大学的李克强教授在《农民发展论》中以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分析农民发展问题的切入点与逻辑起点，认为农民发展就是农民本质力量的增强，本质关系的丰富，重点关注农民意识的发展。赵宇霞教授在《论人学视阈下的农民发展》一文中指出，农民发展是人的发展在农民群体的具体体现，不仅具有一般的共性的人的发展内涵，而且彰显农民群体的独特个性。

（4）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论述，李克强教授认为，农民发展应围绕以“素质”提升为核心的重点内容，主要关注其科技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农民参政意识、参政议政能力为核心的政治素养等；而赵宇霞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应从人的本质力量、个体需要和动机、社会关系与交往、知识积淀和能力素质、工作技能和职业转换等整体关注农民群体的全面发展。

（5）农民发展的动力和条件。王喜平教授在《人的发展：内在动因和社会条件》中提出，一方面，人类特有的内在本性驱使着人不懈地追求发展，如无限增长的生存需求需要发展、与生俱来的自利本性驱使发展、理想和价值的目标激励发展、好奇心和兴趣等非理性因素诱导发展等；另一方面是外部生存环境的压力和激励使然，如社会实践的超越性和创新性带动了人的发展。社会竞争推动了人的发展、社会整合促进了人的发展、社会教化和培养造就了人的发展，归根结底，人的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而李克强教授则认为，人类需求的不断提升和满足是促进农民发展的根本动力，具体包括生存需求、安全需求、致富需求、精神需求、民主权利需求和个性发展需求六个层次。

（6）农民发展的路径选择。李克强教授认为，农民发展需要发挥两个主体的积极性，从政府层面而言，应着力构建有利于农民发展的社会环境，减少社会歧视，加快社会流动，打破限制农民发展的体制束缚；无差别地为农民提供平等享受、自由享受、充分享受的一切发展机会，具体包括公平的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保障、平等的民主参与权利等。从农民层面而言，必须克服小农意识，增强社会化意识，同时，必须借助于外在环境与机会的优化以进一步增强其主体性，不断推进农民发展。而赵宇霞教授在促进农民发展的具体路径设计中，选取独特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的良性互动，认为二者不仅具有良性互动的前提、良性互动的可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实现、能够实现，提出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良性互动的内在机理和基本规律，即要有主体的正确选择和完善公正的制度环境，包括国家宏观层面的制度、政策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内部规章制度的微观层面。

四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主要是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的农民发展问题出发，研究的具体思路如下图所示：

首先，研究的视角。选取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并将农民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把农民发展置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时空维度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和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与发掘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萌芽、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同时，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不同实现形式，分析农民在不同体制下的参与热情和发展状况，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促进农民发展的新路径。同时，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嵌入式的农民发展研究，有利于从农民发展的视角，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的价值选择。

其次，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研读和梳理，分析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产生、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农民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农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探寻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的价值目标和方向选择，明确农民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等。

（1）理论层面，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系统梳理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论述，明确党在革命、改造、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的相关理论与政策，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发展的理论基础，为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发展研究寻求理论支撑。

（2）历史层面，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探索、形成、发展、演变进行详细的论述，分析从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萌芽、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单一刚性演进、改革开放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发展、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探讨不同体制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比较不同体制下农民发展的实际状况，注重历史性、民族性。

（3）实践层面，总结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挖掘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之间的互动因素，揭示二者良性互动的客观规律，探寻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促进农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式。

最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研究的重点在于把握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发展关系的基础，探索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的清晰脉络，试图挖掘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对农民发展造成的不同影响，探寻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促进农民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的难点在于：（1）选题的宏大性与时空的广袤性并存，内容繁多庞杂，时间跨度较大，笔者无法真实“回归”历史，也不可能遍数“亲历”现实，驾驭甚是困难；（2）问题的迫切性、重要性与研究的敏感性、争议性并存，亟须提升可能招致的被“批判”和“指责”的心理承受力和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刻苦钻研精神，甚感心力交瘁；（3）无论是经典作家还是专家学者都没有专门谈及中国农民发展的历史性内容，并形成客观的事实描述，只能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和史料中去归纳、分析和总结，唯恐因自身认识的有限性而形成对农民发展历史的“误读”，感觉难度甚大。

（二）研究方法

本书立足于唯物史观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理论指导和研究背景，坚持唯物辩证地分析农民发展问题，突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具体方法，既把农民发展问题放在价值追求、理论探讨的一般视野中思考和分析，也将其放在具体体制变迁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和研究。

其一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每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本书的研究，既尊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演变与发展的客观历程和农民发展的历史考察，又注重以经典理论为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争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客观规律。

其二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理论思维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从客观存在的文献、资料出发，梳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重要观点，分析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形成研究二者内容的整体框架，在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的目的，提炼出有益于农民发展的体制调整的价值选择。

其三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方法。理论的深化伴随着实践的深入，通过图书馆和电子资源，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党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演变过程中的相关理论与政策，系统研读和学习，形成论文的基本框架。通过实地走访和调研，与相关人员进行座谈，查阅村史，积累研究素材，形成研究的感性认识。通过与相关专家、学者的讨论，澄清认识，奠定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

五 创新与局限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的农民发展研究”，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与实现形式，探讨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的内在关系和互动规律，明确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的思路和方向，提出促进农民发展的思路和建议。希望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具体表现为：

第一，研究视角的独特性。目前学界的成果多聚焦于农村集体经济或农民发展的单一性研究，而嵌入式的研究视角是本书的主要亮点，避免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发展研究的一般化和通俗化，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单一性和重复性，定位于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视阈和背景下对农民发展进行深入考察，重点探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不同实现形式在农民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及存在的影响，试图攫取不同历史时期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的价值选择和把握农民发展的未来趋势。

第二，研究内容的新颖性。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并尝试从有益于农民发展的角度论证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保障农民基本权益、促进农民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根据目前收集的文献资料分析来看，这是目前学界“三农”问题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是一个历史性、理论性与实践性都比较强的选题，笔者也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中更加深入地加以阐述，但总体上对农民发展状况的描述和概括，呈现出实践性比较强而理论性稍弱的特点，对马克思主义人学丰富理论的理解并未通透，“农民发展”这一问题的理论深入还不十分充分。由于研究精力和水平有限，把重点放在了全国统一的宏观政策和背景描述中，侧重于农民发展的宏观性、整体性、趋势性研究，而没有照顾到农村地域的极其广大和千差万别，没有对微观视阈中农民发展的差异性、层次性和不平衡状态做更为细致的论述和分析，这是比较大的遗憾。在历史反思和启示的研究内容上，并未提出更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促进农民发展的建议和观点，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的措施和对策也相对薄弱，这些都需要我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努力挖掘，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