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消费不足的现状

如表2-1所示，我国国民储蓄率从1992年到2008年基本上是一路上升，从1992年的34.98%上升到2008年的43.04%。具体来看，国民经济的三大部门都促进了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企业部门从11.7%上涨到了21.6%，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上升幅度约为85%，政府部门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上升幅度达到了87%，居民部门则上升了两个百分点，涨幅在10%左右。从部门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可以主要归因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

表2-1 分部门储蓄率的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国民储蓄率=总体储蓄/总体可支配收入，部门储蓄率=部门储蓄/总体可支配收入，企业部门为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加总。

按照李扬、殷剑锋（2007）的分析，部门储蓄率=部门储蓄倾向×该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之比，那么，部门储蓄率的上升就可分解为部门储蓄倾向的增加或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增加。表2-2列出了从1992年到2008年三个部门分别的储蓄倾向和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从该表来看，企业部门储蓄率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增加，政府部门则主要是因为储蓄倾向的增加，从1992年的22%增加到了2008年的38.58%，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也有所增长，从19.96%增加到了21.28%。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上升幅度也比较大，可支配收入占比却急剧下降，从1992年的68.34%下降到了2008年的57.11%，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

表2-2 部门储蓄倾向和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部门储蓄倾向=部门储蓄/部门可支配收入，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部门可支配收入/总体可支配收入。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增加和政府部门储蓄倾向的大幅度增加，其次是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增加，居民部门虽然储蓄倾向有所增强，但由于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急剧下降，居民部门储蓄率在这十几年来只有小幅度的上涨。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的下降，这也是刺激内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原因。

另外，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根据第一章的分析，我国的政府消费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甚至稍有下降的水平，这造成了政府部门的高储蓄。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扩大内需，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点就应该是“降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呢？答案却不以为然。高储蓄来自收入增加、消费减少。对比其他国家，我国的政府消费严重不足，因此，政策的重点应该在增加政府消费，而非减少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上。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盲目地要求政府部门减少收入，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如北欧、西欧、美国和中国香港，随着政府收入比重的降低，贫富差距反而一路扩大。

从具体的分配环节来看（见表2-3），从1992年到2008年，可支配总收入中，居民部门占比下降了11个百分点，基本上从1997年开始，居民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政府部门占比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左右，企业部门则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在2000年之前，经过再分配环节，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平均上升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平均上升两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则平均下降4个百分点。在2000年之后，经过再分配环节，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平均下降0.2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则上升4个至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则下降4个至5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国民收入经过再分配环节，确实有向政府部门集中的趋势，也说明我国政府没有充分发挥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

表2-3 分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企业部门为金融企业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加总。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大家往往只强调要统计全口径的政府财政收入，却忽略了居民收入也存在被低估的情况。比如王小鲁（2007）基于2009年对全国19个省64个城市4000户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情况的调查数据，推算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基于经济普查资料等计算的住户可支配收入总额的17.9万亿元高出5.3万亿元，这种灰色收入的存在会夸大政府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总的来说，由于总的国民收入要么用来消费，要么用来储蓄。因此，储蓄可以看作消费的对立面。由以上分析来看，推动我国国民储蓄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若将储蓄分解为可支配收入与储蓄倾向，居民部门虽然储蓄倾向有所增加，但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明显，而且经过再分配后并无改善的趋势，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经过再分配环节却有大幅度的提升。因此，未来若要增加居民消费，应该注意再分配环节收入的分配：增加政府消费以减少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以增加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