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 修德先正心——做好自己乃为人之本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礼记·大学》

赤子本色最真诚

人生天地间，应真诚而活，保持内心的淳朴，不为外界左右。有此坚守，才不会失去自我，才能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就是说，做人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别人及世界。

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前提就是真诚。真诚为人，真诚活着，历来被奉为做人的前提。道家讲“抱朴守一”，佛家讲“心诚则灵”，儒家讲“正心诚意”和“明心见性”，都强调一个“诚”字。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见，真诚不只是一种操守，更是一种力量。

儒家主张修养自己，然后投身社会。所谓“正心诚意”，就是要修身，先修德；要修德，先“正心”；要“正心”，先“诚其意”，真诚做人。古人之注重修养，于此可见一斑。

有非凡成就的人，往往有一颗赤子之心，一生坚持真诚，真诚地做人做事，最终实现卓越，成就自我。

沈从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因写湘西的风土人情而蜚声文坛，从一个“北漂”的文学青年和“北大”旁听生一跃而成为“天才作家”，成为北大中文系教授。

沈从文的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如赤子。他一生真诚地做人做事，独立不倚；一生坚持写“人性”，不能写时就封笔；一生坚持独立思考，不乱凑热闹，做自己的事情。最终，在文学、古代服饰及文物研究领域，都取得非凡成就。他的这种真诚和独立，在进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后，就更加如鱼得水，获得长足发展。

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不仅坚持写湘西，也保持着湘西人的品性——真诚质朴。纵使后来他成名成家，其真诚的固执始终如一。真是可爱至极。

1928年，已小有名气的沈从文被胡适聘为上海中国公学的文学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

在第一节课前，他认真地备课，做了充分的准备，资料足够一小时所用。他自以为胸有成竹，所以，当他进教室时，既没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

但是，当他真正面对底下的一大片学生以及很多慕名而来的听众时，他突然头脑失控，一下子蒙了，不知从何讲起，所有准备好的话，一下子无从找寻……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这十分钟的经历，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山越岭还要漫长、艰难。

紧张后，他开始慢慢平静下来。好不容易说出了第一句话，这第一句出去，后面就像决堤之水，千涛万浪奔腾而出……

他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一边侃侃讲授，可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让他始料不及：原来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在慌忙中，只用了十多分钟便讲完了！

这让他再次陷入窘迫。怎么办呢？总不能逃跑吧。接下来，说什么呢？

于是，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当时已名声在外的大作家，讲课如此失败。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

话传到校长胡适的耳里，他却不以为然，竟大度地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赶他，就是成功！”

正如胡适所言，此后，沈从文并没有被失败打倒。他保持一贯的真诚和磊落，“不声不响地做自己的工作”，直到最后成就卓越。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除了坚持真诚质朴，大概也是他有意与“城里人”区别、坚持自己生活姿态的表现。因此，他才写出了那么空灵洒脱的文字，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成为古代服饰专家。要么不说，要说就说真话；要么不写，要写就写“人性”，构筑自己的“小庙”，绝不受制于人。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正如他的墓文一样，沈从文的确是一个赤子。他的真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少有的；他的真诚，真正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真正继承了北大自由和独立的精神。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真诚质朴不再，“诚信”似乎成了一句停留在嘴上的口号，真实的东西渐少，几乎绝迹，所以“原生态”成了时尚，成了一种奢侈追求。

物质很丰富，但营养渐少；文明很发达，但精神少钙质。真诚难再，令人感叹。对很多人来说，道理都明白，但进入社会这个大染缸，就身不由己，只好随波逐流，使人悲哀。社会充满竞争，人心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因老实真诚而吃亏上当的事不绝于耳，谁还敢真诚为人？

关键是你到底想怎么活，你是否想真诚而活？世风日下，但社会人心从来就不会单纯，人终要为自己而活。如果因为无法改变社会，就随波逐流改变自己，那只能失去自我，把自己淹没在人海。那些心志坚定、德才兼备者，一生坚持真诚，绝不自欺，也不欺人。他们内心坚定，以不变应万变，不被外物左右。因为真诚，他们受人喜爱，拥有人格魅力；因为真诚，他们感染人、影响人，被尊重和拥护，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所谓“得道多助”，这样的人怎会不成功呢？

生意场中，更需要诚信，否则无法合作。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其成功秘诀往往是真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将心比心，社会上诚信越少，真诚就越能打动人。所以，聪明者反其道而行之——真诚地为人做事，这是最大的资本。

俗话说：“老实人常在。”真诚老实，表面看容易吃亏，但从长远看，最终会受益，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无论社会如何改变，真诚都是人们内心的真诚呼唤。如果因为真诚吃亏受伤了，以后就怕了，于是向世俗妥协，那就未免软弱，便很难立足于社会。而且，虚伪做人，不仅不开心，也不得人心。又何必呢？

心有敬畏，谦卑为人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说君子要有所敬畏。敬畏什么？就是对上敬畏天道，对下敬畏人道，敬畏父母君主，尽孝尽忠，敬畏圣贤，并谨慎守之。

敬畏的背后，是谦卑之心。心有敬畏，就会心生谦卑，不会自以为是、狂妄自大。

所谓“谦受益，满招损”，道理都明白，但真正做到的人极少。大多数人都爱自以为是，以己度人，好为人师，想做到敬畏和谦卑很难。

越是没有实际能力和修养的人，越容易狂妄；越是高才大德、有能量的人，越谦卑谨慎。

孔子有没有学问？但他一生谦卑自处，他认识到“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上下求索，最终成为万世师表的圣人。

近代，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拥有32个博士头衔，对中国学术和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大学者胡适，也是一个温良的谦谦君子。他虽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但他骨子里仍沿袭了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上孝至亲，尊崇道统，忠君爱国，主张温良改革，反对暴力战争，从不以凌厉示人；他追求自由和独立，支持他人自由恋爱，但自己坚守父母指定的婚姻；他内心信念坚定，但外表温良谦恭。所以蒋介石送他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倒也十分贴切。

胡适德才兼备，因新文化运动名振中华，而且他儒雅风流，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为人们所重。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学者，却没有一丝狂妄，总是温和谦卑。

胡适从来不以才学自以为是，总是表现出谦谦君子的风度。

据说，当初胡适留学归来，本有机会执教清华，但他婉拒了。胡适作为清华“改大”的筹备顾问，曾被邀请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但是，胡适并没接受，他十分谦虚地对曹云祥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哪怕是面对小学生，胡适也是谦恭的。

胡适有这样一幅手迹：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要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我现在很诚恳地把这句话送给武汉大学附设小学的小朋友们。”

字里行间充满谦虚。这是目前胡适手迹中，唯一能见到的写给小学生的手迹。

胡适既是学者，又是教育家，一生重视教育。所以，大学者造访小学校，也是自然的。

这次走访武大附小，是在1932年11月30日，而他的题词却写在两天后。《国立武汉大学附设小学校概况》一书对此有记载：“十一月三十日胡适之杨振声唐越三位先生来校参观并在是日上午十时举行欢迎大会。”

11月30日，胡适在其日记中写道：

“两点，到附设小学欢迎会。擘黄、金甫和我都有短演说。对小孩子说话最难；金甫说一个故事最好。擘黄和我都不成功。”（《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

当时，胡适是大学者，金甫（即杨振声）也是大学者、教育家，擘黄（即唐越）是心理学家及当时的《教育杂志》主编。可以说，这三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作为关心教育的“同志”，他们不带一点架子来参观武大附小，并发表讲话，完全出于教育的使命。

当时的胡适，早已经名声在外，在中外各大学演讲无数，在学界乃至政界的影响都很大。但他在武大附小，面对小学生，却自称自己讲得不好，并在日记中真诚流露：“对小孩子说话最难”，实在是谦恭，体现出他对教育的敬畏，对小学生的谦卑。

于是，两天后，有了上面的手迹相赠，对胡适来说，也是对自己讲演不成功的一个弥补吧。

题词行文上，从右到左，传统的写法，没有断句。“给”字独立成行，“武汉大学附设小学的”一行，“小朋友们”一行，表达出他对小学生的尊重和自己的谦恭。“很诚恳”三字，更是他一生为人的写照。

胡适知行结合，思想自由独立，行动从不退缩，但外面总是温和谦恭，一派君子之风。纵使面对诽谤，他也是笑脸相对，很有雅量。也因此，他的思想、学术和为人影响深远，成为一面旗帜。

敬畏，是一种近似于宗教的信仰和情怀。只有敬畏，才可能谦卑。敬畏上天，就是认识到自己只是浩渺宇宙的微小一分子，于是追求天人合一；敬畏生命，就是明白自己只是万物之一种，生命有限，于是珍惜生命，认真生活；敬畏父母，就是明白父母养育之恩，于是事亲以孝顺，“慎终追远”，明白生命何去何从，创造生命价值，完成此生的使命；敬畏圣贤，就是尊敬德高望重之人，谨守圣人之言，修养道德，立功立言。

敬畏，是我国先人法天效地，向天地学习总结出的生命大智慧，对于体验生命，完善自我意义重大。有敬畏心，就会自觉内修道德，外修礼仪，谦卑礼让，做一个有修养的人。然后才能进德修业，积极精进，安身立命，建功立业。

时下，人们的敬畏越来越少。狂妄自大，以为“人定胜天”，放弃天人合一思想，肆意破坏生态环境；贪欲膨胀，唯利是图，放弃道德底线，为满足物欲，甚至损人利己；尊长事孝心淡漠，心安理得地“啃老”。结果，生态失衡，家庭失睦，世风日下，人心浮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淡漠了传统的价值观，心中没了敬畏，所以行为失范。

孝顺是做人之本

《论语》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说，君子立身有本，这个本就是道德。而孝悌，是道德之本，是为人之本。

孝悌，就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孝，指对父母要孝顺、服从；悌，指对兄长要敬重、顺从。

孔子十分重视孝悌，认为是为人之本，是施行“仁”的根本。孔子主张“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孟子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更提出“孝为百行之首”的主张；儒家要求子弟敬重父兄，晚辈善事长辈，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可见，孝悌自古受到国人重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蔡元培，北大最出名的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自他就任北大校长后，开始对北大进行改革，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开北大“自由”与“学术”之风，引入人才和先进思想，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因此培养和保护了一大批思想自由、才华出众的大师级人物。蔡元培还奠定了现代教育制度，为我国思想、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他既传统又现代，为学为人都堪称典范，学者兼“通人”，其言行垂范士林，楷模后世。

从旧时代走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蔡元培，是个典型的大孝子，思想文化上新派的蔡元培，其孝顺却十分守旧而真诚。

蔡元培10岁时，父亲病故，家庭重担完全落到母亲身上。父亲离世，经济断了来源，亲朋们要凑钱资助他家，但被要强的母亲婉言拒绝。她宁愿典押衣物，克勤克俭，也不想依赖他人生活。

母亲的要强给蔡元培留下很深的印象。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而且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她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孩子们，让他们明白做人要自立自强。母亲的刚强给蔡元培的影响很大，他从小就懂得母亲的辛苦，刻苦读书，十分争气。5岁起，蔡元培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然后看“四书五经”，学写八股文。十几岁时，他已经把《史记》、《汉书》等读得烂熟。读书增长知识，更涵养了他的思想。特别是传统的孝道精神，对他影响深刻，使他感受到母亲的伟大。

16岁时，蔡元培考中秀才，母亲十分欣慰。但是，母亲的身体因劳累每况愈下，胃病加剧，最终病倒了。

蔡元培每天侍奉在母亲身边，煎药喂饭，端茶送水。但母亲的病还是日益严重，常吃的药也不起效用了，蔡元培心急如焚。他忽然记得小时候听长辈说，祖母大病时，七叔秘密割下一片臂肉，和进药里，祖母服之而愈，民间相传此土方可延寿12年，云云。

蔡元培心想：不妨一试。于是，他咬着牙，在自己的左臂上狠狠割下一小片肉，和进药里。这事他没告诉别人，因为总是他熬药，所以当时没人知道。后来，大哥发现了他的臂伤，全家人才都知道了。蔡母感动得流下眼泪。

但蔡母的病还不见起色。次年，病情加重。蔡元培的三弟又割了一片臂肉，和进药里，但还是没效果。最终，无力回天，蔡元培的母亲还是病故了。

母亲过世，蔡元培悲痛欲绝。为表达哀思，他不顾人劝阻，坚持尽完孝道。他睡草席、枕土块，以寄托哀思。他的兄弟们见他如此，也过来陪他一起守灵。

不久，哥哥要给他娶亲，他哭着恳求哥哥说：“母亲死后，还没有尽完孝道，我绝不成婚。”同时，他更加刻苦读书，化悲痛为力量。结果，他进步神速，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1892年成为翰林院编修。后来又成为开北大新风的校长，成为令人敬仰的大教育家。母亲地下有知，也可含笑九泉了。

多年后，蔡元培回忆起母亲，深情地说：“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今天，蔡元培割肉孝敬母亲的做法当然不科学，我们不必效仿，但他的孝心却值得学习。

无独有偶，北大的另一位校长胡适，也是从小丧父，其孝敬母亲也是无条件的。他努力学习以慰母亲，而且遵守母命，与江冬秀结婚，战胜自己的其他爱情，一生维持这份婚姻。胡适在谈到母亲时说：“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北大的两任校长，如此事亲至孝，不愧为万世之表。

“子欲养而亲不待”，孝敬要趁早、要随时，不要等，否则很可能留下遗憾。很多人忙于事业，忙得顾不上孝亲，口口声声要等到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给父母一个幸福的晚年。但往往是，当他成功时，父母已经等不及了，导致遗憾终生。

人生命有限，人生际遇无常，旦夕祸福，未卜先知。所以，要趁父母在时，常回家看看，承欢膝下，给其天伦之乐。

恪守道义，活出高境界

古人重视“道德”, “道”即天道、地道和人道，古人认为“大道归一”,“道者无形”，它存在于万物中。所以古人敬畏“道”，认为大道不可逆，唯有顺道而行。

而“德”呢？就是心怀良善，让万物“得”其位，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先济别人，让别人得到，自己才能得到。“德”体现了一种博爱精神，有成人之美，对自我却加以规范；有所操守，但这种操守必须符合“道”。所以，“德”有自我约束性、原则性，不仅上遵大道，而且下与自我追求、人格、节操相关。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古人把“德”和“天”连在一起，天、地、人合一，体现出一种大智慧。

《道德经》说：“孔（大）德之容，惟道是从。”是说品德要以道为前提。有道之人，必然有德；有德之人，必顺道而行。这个道，是大道，即真理。有道德的人，自然会在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实践，这是道德的外化和表现。有仁义、知礼节的人，必道德庄严；道德高的人，必然严苛自己，不断完善修养自己。“无德不贵”，有德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活出有尊严的高贵人生，才能活出高境界。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文的，重德育，对价值观的评判不从物质层面讲，而是从精神和道德层面讲。所以，德高望重，最受崇敬。传统社会中，上自君主，下到百姓，无不以道德自律，修德为先，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几千年来，这个道德体系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存在着，对完善个人，协调社会、形成价值一统的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这是先人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人本、最温暖、最智慧的所在。而且，其生命力巨大，福泽后代，绵延至今。

曾任教于北大、有“清末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就是一个认识到传统文化道德力量和价值的人，并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他学博中西，是当时中国精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他母亲和义父都是西洋人，他受西洋教育多年，但最后回到中国，回归传统文化。他用英文翻译“四书”，影响巨大；他用英文写《中国人的精神》，对比中西方人，彰扬中国人及其文化的魅力，轰动世界。以至当时西方有言：“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尊崇传统已达顽固，在当时西风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他的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显得可笑而悲哀，但又不失警醒作用。

辜鸿铭祖籍福建，生于南洋富裕的橡胶园总管之家，母亲是西洋人。义父是橡胶园主布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义父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已被放在砧板上，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十岁时辜鸿铭跟义父到英国读书。临行前，父亲在祖宗牌位前焚香，对辜鸿铭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辜鸿铭重重地点点头。

在西欧留学14年后，辜鸿铭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当蔡元培留学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已声名显赫；当林语堂留学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书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辜鸿铭毕业时已经成为西方有名的青年学者了。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来到中国，他苦读中国典籍，研究中国文化。他在张之洞幕府中做“通译”20年，一边做洋务，一边研究国学。

他深深地爱上了祖国文化，开始对西学不屑。看到国家受欺，他自觉走上捍卫中国文化的道路。一次，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道：“这样，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有人写信让辜鸿铭来，但久等不来。毛姆只好亲自拜访。他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令毛姆尴尬异常，无言以对。

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到武昌时，他与张之洞会面。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他是中国保守派的先锋，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说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无言以对。

民国时期，辜鸿铭受聘于“北大”，讲授英国文学。他梳着小辫子，刚一进教室，就引来哄堂大笑。他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他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

他了解西方文明和科学的发达，但他还是坚持说西方是“四夷之邦”，人们讥讽他，甚至把他告到蔡元培那里，蔡校长主张“自由思想，兼容并包”，当然包容辜鸿铭的我行我素。于是，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成为北大的一大风景。

1915年，辜鸿铭用英文写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轰动世界。他对比中西方人，指出中国文化于世界的意义，指出中国人“温良”外表下的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说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然而，毕竟当时西风东渐，加之北大孕育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方文化的进入成为必然。辜鸿铭忧心忡忡，但无力回天，又不甘心，只好一个人疾呼呐喊。但是有谁理解他呢？他是孤独的——这个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界尊敬的人，在自己国内却遭到同胞的嘲笑。

他预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即将断层的命运。因为他的开阔，他认识到这个文化的价值和被淹没的危机，于是产生深刻的民族自尊和忧思意识。忧思无以自遣，干脆采用偏执的方式——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喜中国姑娘的小脚；主张皇权，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做辩解，以此对抗当时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弃绝和畸形走向。

据说，他的夫人淑姑长着一双可人的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读书之余，以抚弄夫人的小脚自娱，以至于康有为送他一联“知足常乐”，成为一时趣谈。

辜鸿铭是典型的守旧卫道士。他坚守民族自尊自信，坚守道义追求，维护中华文化的尊严，体现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道德责任感。也许，当时和身后，对他存在诸多误解，但他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活出了人生高境界。辜鸿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传统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当下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道德下滑，信仰危机。曾几何时，国人失落了传统的道德观，唯利是图；曾几何时，道德教育不再受重视。面对物质和金钱，无限追捧，对道德的力量表示怀疑。于是，做人做事没了底线。连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难耐寂寞，羞谈清高，拒绝安贫乐道，甚至放下学问，加入到赚钱大军中。至于人生境界，没有时间空想！一个多么浮躁的社会，贫富都不感到幸福。为什么？因为道德失落，精神空虚。

实际上，道德力量是无形的、巨大的，它承前启后，连接着古今文化命脉，直接影响着国民素质，凝聚着民族人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怎么可以忽视？

泱泱大国，正呼唤着辜鸿铭一样遵守道统的人，而且呼唤着创新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尊重传统，承上启下，坚守道统，勇于创新；他们安贫乐道，不失自我，不为世俗所左右；他们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追求成就但不图虚名。人生的高境界，就在这里。

这样高境界活着的人，相信就在民间，他们是民族的希望和力量。

心怀仁爱，助人为乐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仁爱，就是心怀慈爱，爱护和同情，以助人为乐。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肯定人善良的一面，并把这种人性光辉发扬光大。

仁爱，是一个人的重要品德。心怀仁爱的人，不做恶事，恶不缠身。

仁爱就在人心里，就在周围，即孔子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爱不远，你想仁就能仁。“仁”是“道德”的外化和表现，有道德才有仁，有仁才可能有义、有礼、有信。可见，仁不只需要人信仰，更重在施行。怎么施行？就是助人为乐。

中国的文化重在道德，重在人性。其中的仁爱，既是一种道德信仰，也体现了一种悲悯情怀。君主“仁政爱民”，百姓慈悲为怀，仁爱之心上下一体，贯穿在整个传统文化中，贯穿在平日的修养中。

一个心怀仁爱的人，往往以助人为乐；一个有大德大仁的人，往往心怀天下，志在千里，成就非凡人生。

所谓“君子有成人之美”，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不仅性格温和，待人亲和，而且以助人为乐，乐于成人之美。

据说胡适家里，谁都可以去，谁想见他都能如愿以偿。对贫者，他解囊相助；对狂者，他当面训教；对求知者，他不吝赐教。由于他一生以诚会友，助人为乐，很得人心，于是社会上就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说法，人们把他当作朋友，争相做他的朋友。事实证明，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文化界，还是政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对他高山仰止，心怀敬慕。有幸结识的，成了朋友；无缘会面的，心向往之。

帮助沈从文把张兆和追到手，是胡适成人之美的故事之一。

1932年，因为小说写得好，胡适破格聘请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执教。不久，沈从文就爱上了女学生张兆和。此女系安徽大户张吉友的三小姐，生得温婉可人，当时有很多的追求者，张小姐把这些人排成“青蛙一号”、“青蛙二号”……

沈从文经过观察，认定这是自己要找的女生，但他不善言辞，性格木讷，作为老师，也有些难为情。于是，他就给张小姐写情书，但结果人家不理会。于是，执着的沈从文继续写，一封接着一封，但还是打动不了她的芳心。这让沈从文气急败坏，甚至因此生了轻生念头。

张兆和面对老师的热烈追求，十分气恼：自己还是学生，没想到谈恋爱。再则，老师追求学生，实在不像话。她原想不理睬他就会知难而退，但他还是纠缠不休。她十分恼火，心想：这事要是传出去多丢人呀。

于是，张兆和找到校长胡适，请他出面制止。她指着书信中一句“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生气地说：“这像什么话，一个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胡适听完，又看了信，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说：“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胡适温和地笑着说：“我看他是爱你的，这样，我劝你嫁给他。”

……

状没有告成，反倒促成了自己和沈从文的婚事。由于沈从文不懈地追求，由于她父亲的首肯，张兆和最终同意了。不久，一对才子佳人结为连理。

作为大学者，胡适对后辈青年的培养和提携也十分热心。

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当年就曾受到胡适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周汝昌自小喜欢《红楼梦》,1947年12月，还是青年学子的他，发表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考证文章，引起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的注意。他主动写信给周汝昌，对他的勤奋好学大加褒扬，鼓励其深入研究下去。能够得到胡适的注意和鼓励，周汝昌异常激动，从此，研究“红学”的决心更加坚定。

此后，周汝昌多次求教于胡适，每次胡适都不吝赐教，慷慨相助，他还把自己珍藏的甲戌本《红楼梦》借给周汝昌抄录副本，以助研究。

在胡适的引导和栽培下，1958年，周汝昌出版个人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开新“红学”研究的先河。接着，他不断深入研究，最终成为“红学泰斗”。

胡适对青年学子的生活也关怀备至。著名作家林语堂，就受到过胡适的帮助。

1920年，林语堂获得官费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希望他学成回国，到“北大”任教。林语堂答应了。不料，到美国后，由于官费没有及时汇过去，林语堂的生活一时陷入窘境。他急忙拍电报向国内告急。不久，他就收到2000美元的汇款，使其顺利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林语堂专程到“北大”校长蒋梦麟那里当面致谢。蒋却说：“你应该去感谢胡适之。”

原来，当年是胡适不留名地给他汇的款。据说相当于今天的16万元人民币。

胡适以巨款救人于难，却不留姓名，实为难得，其慷慨助人由此可见一斑。胡适先生，成人之美、提携后学的事情，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一二。这就是仁爱之心，这就是君子之风。

胡适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样生活。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做梦之上，那就是你这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来，决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做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

说得多么朴实！对他而言，助人是自然的，不是标榜自己，他以此为乐。这是他活着的意义，因此他让人永远感念。

今天的人，有几个能做到呢？做点好事，生怕人不知道，生怕被埋没。我们常讲学雷锋，不过是作为一个典型和学习榜样。其实，对于一个仁爱之人，助人为乐是自然的行为，还要学习吗？

气节体现出真品质

气节，是指一个人的志气和骨气。在生死面前，往往显示出一个人的气节。一个人的修养，也往往在此显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视气节的修养。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孔子夸奖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赞赏的是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这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人洁身自好，高标独立，不甘与世俗为伍的追求。周敦颐的《爱莲说》就表达了文人的这种追求。不遇时，不得意，安贫乐道；得遇时，就建功立业，彰显令名。宁愿孤芳自赏，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追求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

一个人的气节，源自于他高尚的人生追求和人格修养，这种追求不因外物而改变。甚至在生死考验面前，也临危不惧，处之泰然，显示出高贵的人格和不屈的气节。个人气节又往往与民族和国家的尊严相结合，于是便有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有了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有了朱自清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爱国精神。

朱自清，我国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学者，因散文《背影》和《荷塘月色》而享誉文坛。朱自清不仅是才华出众的作家，而且是一位有着传统文人骨气的文人，更是一个不失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

朱自清是“北大”毕业生。他原名朱自华，字秋实。江苏扬州人，原籍浙江绍兴。自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上学后成绩优秀。1916年，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1917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自清”。“自清”，典出《楚辞·卜居》中有一句“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这是屈原被流放时请太卜为自己占卦时说的话，意思是：廉洁正直以保持清白。

朱自清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同流合污，保持高洁清白的操守。1919年，朱自清积极参加了北京“五四”爱国运动，从事新文化宣传活动。北大毕业后，他进入清华大学，从事教学和文学创作。他的散文语言精练，文笔清丽，表达的感情朴素隽永，深受人们喜爱，从而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

所谓“文如其人”，朱自清的为人，也如他的散文一样，保持着高洁的品性。他性格温和，但爱憎分明，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保持着自己的原则和操守。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并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内战。战争使中国大地生灵涂炭，百姓缺衣少粮。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对中国百姓进行援助。但百姓们早已厌倦了战争，社会各界纷纷发起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

当时，北京的某教授发起《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联名信活动。当时，朱自清家生活困难，他每月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不饱。更糟糕的是他此时身患严重的胃溃疡，无钱医治，也缺少食物和营养。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朱自清还是义无反顾地在宣言书上签了字。旁人不忍心看到他继续挨饿下去，想加劝阻，朱自清却正色道：“我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享年50岁。临终之际，他还断断续续地交代给夫人陈竹隐说：“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美国面粉。”据说，在签名前，朱自清的体重已下降到77.6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但由于他的拒绝接受“收买灵魂”的施舍，最终在贫病中离开人世。

一个大学教授，凭他的声望，完全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

“自古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朱自清一介文弱书生，却铁骨铮铮，令人感佩。“贫贱不能移”的骨气和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在朱自清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是他高贵人格的表现，也是国格的表现。也因此，毛泽东曾称赞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气节”一词，对于当下社会，似乎早已隔膜，很少被人提及了。但还是有些人，他们坚守做人的尊严操守，不失气节地活着。他们做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风格，不为外人所左右。他们积极入世，又抱着一份出世的超然，站在人生边上，对世事人生保持一份审视。他们遵循着古人的追求：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绝不失去自我节操。

这样的人，无论贫富，无论遇与不遇，无论幸与不幸，他们都能坦然面对，泰然处之，保持一份张弛有度和收放自如的弹性，智慧地生活。

胸怀体现出最大的修养

古人说“君子有恕道”，这个“恕道”，讲的就是要有容人之量，即胸怀宽广。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是说君子的胸襟坦荡，一马平川，似碧空如洗，秋月皎洁。而小人则心怀隐秘自私，心生不平，心中有恨，总觉得别人对不起他，时刻想予以攻击。

胸怀坦荡，是君子区别于小人的重要特征。坦荡就是一片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就是这种心境。

君子一生追求道义，“忧道不忧贫”，追求成就而不汲汲于功名。做人做事光明磊落，心底无私。无论荣誉，无论幸与不幸，他都能做到坦然面对，乐天知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自己，他都不会耿耿于怀；无论得失成败，都能乐观以对。只要对己对人问心无愧，他就总是心安理得，心平气和，不必有权有位，自有一种自在的威严。

历来成就非凡的人，不仅有凌云之志，更有一种高过常人的胸怀，能容人之所不能容，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所谓雅量也。

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为人谦和，温文尔雅，为人有雅量，纵使面对批评和谩骂，也不为所动，仍然保持淡定，一派君子之风。

胡适有句很有名的话：“做学问当在不疑处有疑，交朋友要在有疑处不疑。”其境界非凡人可比，所以当时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说法。

胡适的胸怀，在他与鲁迅的关系上可见一斑。曾经，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两人的志趣应该是一致的。但之后，由于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因为政见不一，两人关系日远。

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文化界热情相迎，鲁迅却是“驱泰”人物之一。他写杂文《骂杀与捧杀》，矛头直指林长民、徐志摩，也不放过胡适，语言满是讥讽。徐志摩因此生气，不做泰戈尔的翻译，胡适顶替他做翻译，却并没说鲁迅什么。

1926年左右，因女师大事件，鲁迅和“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开始激烈论战，口诛笔伐，揭露章士钊等的倒行逆施，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鲁迅的文章里，不只针对陈西滢，还“斜刺”到同属“现代评论派”的胡适。但胡适并没参与论战，也不做回击。他反而写信给鲁迅、陈西滢和周作人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

鲁迅对胡适的某些政治言行疾恶如仇，对胡适的讥讽文章，在1925年写作的《华盖集》和之后的杂文中，都可看到。

1922年5月，胡适被逊帝溥仪“召见”，有人讽刺胡适想为“帝师”，鲁迅倒没说什么。1931年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后，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鲁迅把胡适看成了“叭儿狗”。

面对鲁迅对自己的攻击，胡适从来不理会，也从不以牙还牙进行驳斥。不但如此，在鲁迅过世后，他反帮他辩护，阻止别人攻击鲁迅。

1936年11月18日，鲁迅刚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就撰文攻击鲁迅，说他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语言激愤，极具攻击性。她还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表达自己对鲁迅的看法。

12月14日，胡适回信责备苏雪林：“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在胡适看来，鲁迅尸骨未寒，不必要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鲁迅的威信。

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求胡适帮忙，请他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慨予俯允”，他把写给王云五的信交给许广平。因为他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答应出版。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说他“功德无量”。

……

多年后，胡适在台湾还不忘肯定鲁迅。1958年5月，他在台北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演讲时，仍然说：“在‘新青年’时代，鲁迅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在超然而有修养的胡适眼里，很多情况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慎独”修行，勇于改过

“慎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儒家修行的最高境界，体现了对道德操守的重视。什么意思？就是独处时也能谨慎不苟。不做错事，对己对人无愧于心。

一个人如果在独处时能做到光明磊落，没有私心杂念，那就是真正的君子，修养到家了。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大学》中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意思是小人独处时可能就会生出一些不善的念头。而当他见到有“慎独”的君子时，往往伪装自己，“掩其不善”。但这样的掩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会露出马脚来。因为人的言行与他的内心往往是一致的，情动于中而显于外。而“慎独”修行的君子，则因为正心诚意，中正以守，所以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给人一种“威而厉”的自在庄严。

“慎独”，是一种对内心的观照和自省，为一种自觉的修养。所以古人“一日三省吾身”，就是这个道理。每天抽出点时间独处，反观审视自己，问自己今天做错了什么，是否记住教训。从而做到“不贰过”，这是自我修养，也是自我激励。儒家的“知耻而后勇”, “改过自新”，都说明了一个人经常反思自己，知错就改的道理。

人都是自恋自尊的，自我保护的，看人看事总不离自己的角度，所以“慎独”反思容易，谨言慎行容易，明白错误容易，但改过就难了——人总要为自己找出很多理由来自圆其说，不想承认，为自己开脱辩护。可见，做到知错并改过，不是一件易事，非大毅力难以做到。一个人春风得意时，做到改过就更难了。所以，知错就改，其实也就是战胜自己这个最大的敌人，不容易。

一个人知错不改，就是不敢面对自己，没有自知之明。相反，则体现了一个人的真修养、真勇气。

林纾，曾任“北大”讲师。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他自小博览群书，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因为古文好，被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席。他没到过英国，但却用文言文翻译了《茶花女》，影响很大有“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说法。

林纾最出名的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反面”角色。当时，林纾认为学好文言文是写好白话文的基础，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人士们却全面否定文言文，以此达到改良文化的目的，双方论争日益激烈。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之初呼声大，雨点小，正想有更大的交锋，以把运动推向高潮。而林纾，冲动之下就成了“靶子”。

据说严复曾劝说同乡林纾，让他不要与后生们较劲，认为革命时代，顺其自然去。但林纾最终没忍住，他情绪越来越激动。1919年初，他在上海《新申报》上连载小说《荆生》和《妖梦》。前者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通哲学，便是影射胡适。这三人在陶然亭饮酒高谈，攻击孔孟和古文。忽然，一声巨响，“伟丈夫”荆生出现了，斥他们为“禽兽之言”，三人在羞辱下败退。该文发布后正中新派人物下怀，胡适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

小说《妖梦》中，有三个“鬼中三杰”：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桓，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小说中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说“田桓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林纾视三人为败坏伦常如禽兽一样的人物，故名为《妖梦》。

这两篇小说由张厚载在上海发表，张曾是林纾早年在五城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当时已是“北大”学生。因为小说攻击丑化的是“北大”校长、教务长和教授，所以小说发表后在“北大”引起公愤。虽然距毕业还有几个月，但舆论哗然中，张厚载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学籍。

林纾因连累学生而愧疚。于是，他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向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道歉。陈独秀对此积极回应：“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

当时，林纾已经是68岁的老人，也是文化界的“名宿”，以其高龄和前辈身份，向新文化的小青年们赔礼道歉，如此知错就改，并且不惜公开致歉，也算难得了。

不久，新文化运动取得快速发展，白话文获得正宗地位。新文学理论和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新文学革命的前景和成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书正式采用白话文。从此，林纾成了挡车的螳螂，他的反对成为一时笑谈。

当时的激进时代，林纾的反对纵使有理，也没人去做分析，他终会被改革的洪流所淹没。这是他作为殉道者的悲哀和无奈。但林纾终是才德两佳之人，其文采和“清介”品质，为世人称道。

一个人只有经常“慎独”，反观反省反思自己，才能正确认识自己，做到有自知之明，从而做到知错就改，不再犯。只有在改错中不断纠正完善自己，人才能不断成长提高。这就需要冷静的思维，正视现实，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并加上自己的修养，认识到“人非圣贤”。

你有自己做人的风格吗

风格就是人格。那人格是什么？即做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操守，不随波逐流。

有风格的人，有明确的人生价值观，因为有坚守，不会失去自我，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这样的人，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生。

每个人都是天底下的唯一，所以要尊重自己的个性，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人生，确定自己的方向，坚持一生，活出个样子来，这样的人生，自然就有了自己的风格。

但凡有所成就的人，一有鲜明的个性，二有明确的操守，做人做事有自己的方式和风格，不因外界而改变。尊重自己天性，并在后天努力中自觉修养完善，而且始终如一，一以贯之，前后相通，内外统一。所以他们往往做到了脱离平庸，脱颖而出，成就非凡。这是他们的独特魅力，也是他们的独特修养。这种魅力与修养与他们的风格一样，无可替代，光彩耀目。

钱玄同，国学大师，曾任北大教授，他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起并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四大台柱”，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胆色的“冲锋健将”。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学生，国学功底浓厚，但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而且言行激烈，十分偏激，犹如斗士，他的参与使新文化的声势大振。钱玄同还有个功劳，就是他鼓励鲁迅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

钱玄同个性率真，直言快语，敢说敢做，以“十分话说到十二分”著称，甚至不惜走极端，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绝不妥协，刚直凌历，实为文人中的真猛士。他为人率真，没有辜鸿铭那么疯，没有章太炎那么狂，没有黄侃那么傲，没有鲁迅那么硬。他狂傲，但又有谐谑，让人亲和。加之他喜欢诗酒清谈，人缘甚好，朋友众多。

“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钱玄同自己的这副对联，实是其风格的写照。钱玄同的个性和为人，有着鲜明的特点，独具人格魅力。这里撷取二三：

钱玄同的旧学功底深厚，他能写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但他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他率先抨击桐城派，与刘半农合作“双簧信”，给旧文学以沉重打击。他率先提倡“左行横移”的书写方式，提倡用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以及公元纪元。他说，自己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是为了要让后人学起来方便，纯粹为后人着想。

他主张自由恋爱，但他却与胡适一样，维持自己的包办婚姻，终身不弃。他坚持不嫖娼纳妾。有人建议他纳妾，他严词拒绝：“《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并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思想冲破藩篱羁绊，但行动上严于律己，矛盾的统一体。所以黎锦熙曾说：“钱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得一个‘完人’。”

在老北大，有口才的教授很多，据张中行回忆说，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讲课有特色的也不少：辜鸿铭讲洋掌故；黄侃用古音读文章，被誉为“黄调”；钱玄同则以幽默诙谐著称。

钱玄同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位同学说：“老师，请举个例子吧。”

钱玄同思索片刻，说出一例子：

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

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她的牙好了，再次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学生听了都大笑。

钱玄同教书还有个特点，就是不批改学生的考卷。他曾先后在北大、北师大、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他这一“陋习”很是无奈，只好对他单独“应付”。

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每当收到考卷后，就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盖上“及格”章，而后按各人姓名分别记入学分档案。“北大”对他很是理解宽容了。

在燕京大学兼课时，钱玄同也不批卷。但有一次，他碰了个钉子：学校竟将他送上的考卷原样退回来。钱生气，照样退回。校方警告他：如果再不批，将扣他的薪金。钱立即作书一封：“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

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钱玄同从不判卷的大名，却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钱玄同坚持不判卷，架子极大。但在治学上，却十分严谨，不耻下问。钱玄同在“北大”讲授音韵学，口才流利，思维敏捷，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有一次，他刚讲授完广东音韵课，他就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的信，提出不同意见。钱玄同看完信，觉得有道理。当下次上课时，他当众宣读了这位学生的来信，对他加以表扬，还坦率承认自己授课中的不足，说明自己不是广东人，所以产生的失误。并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批评指正。作为一个大学者，能如此谦虚，不耻下问，体现了他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获得了师生的尊敬。

一个有风格的人，既有鲜明个性，也有不俗的追求，为此他自觉修养自己，积极实践，上下求索，从而实现成长提高，并形成自己的为人处世风格，以此完成自己有风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