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投身科研之路

物理学就像性爱：没错，或许能得到一些实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我们做它的原因。

——理查德·费曼（Richard P.Feynman）

1960年，男女同校的大学并不多见。当时我正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这里地处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的偏远郊区，学校有数百人，是清一色的男性。待到夏季来临之时，我的脑袋里徘徊起一个念头。这年冬天，我认识了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一个女孩，想去一个离她近一点儿的地方与她共度暑假。于是我申请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实习项目。加州理工学院是一个传说中的圣地，在这里你既能探索新知，又能体验人情，一段辉煌的夏日时光就此开启。后来，她有了别的追求，而我则与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时常在想，我之所以会去加州理工学院，真的是因为对科学有着贪婪的渴求吗？还是说，我的渴求对象其实是附近的女孩？谁又能知道年轻人那反复无常的大脑有着怎样的运作机制？尽管他们的大脑已被荷尔蒙折腾得七荤八素，却偶尔还会有灵感跻身于夹缝之间。

于我而言，这些夹缝间的创想之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大脑是怎么让这一切运转起来的呢？”加州理工学院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上一篇关于神经环路的生长的文章，作者是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这篇文章对一系列研究进行了总结，描述了神经元如何从A点生长至B点、从而建立一个特定的连接。神经生物学的相当一部分——事实上，要我来说，应该是绝大部分——都维系于这一简单的问题。斯佩里就是该领域的王者，而我想对此了解更多。另一方面，正如刚才所说，我的女朋友就住在圣马力诺，和加州理工学院在同一条街上，距离很近。

直到多年后，我听说了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的一段话，这才幡然醒悟，原来促使我提出问题的并非单纯的好奇心。阿尔瓦雷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物理学家，他指出，科学家之所以会选择手头的研究工作，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他们凭直觉认为有些事物的运作机理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具有实验精神的大脑都会马力全开，思考着全新的解决方案。科学家们会在惊叹于一项发现或发明的同时，下意识地自动开始思索不同的方法或解释。

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是在思考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我的数理分析能力实在乏善可陈。在我眼里，数学并不是一门轻松的学科，我也羞于与人就几乎任何主题进行高技术含量的讨论。我发现，许多情况下，在探讨那些看上去无比复杂的问题时，若使用日常语言，就能让事情简单不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世界的运作方式正是如此。不管怎么说，人们要想玩上一把桌球，并不需要理解球的原子组成和量子力学原理，简单可靠的经典物理学就足够了。

每时每刻，我们人类都在进行抽象化，也就是说，从客观事实中发展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和知识。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得以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更为简洁的描述层级（layer），方便我们那容量有限的大脑加以处理。以我的卡车为例。“卡车”是一个新的描述层级，指代的是一种具有开放储藏空间的交通工具，可用于运输货物，其组成部件包括一个六缸引擎、散热器和冷却系统、底盘等等。有了新的描述后，每次想到或说起我的卡车时，我就无须提取出所有的零部件，再在脑中组装起来。我压根儿就不用去想它们（除非某个部件出现了故障）。倘若在每次提到某样事物时都不得不理解其背后的原理，这种复杂性将超越我们的处理能力。大脑无法加工如此庞大的信息，因此，我们将之组块化——给这堆机械结构起一个名字“卡车”，从而把加工负载从成千上万的零件缩减为一个。一旦对一个原本细节详尽的事物形成了抽象的概念，思考事物，即思考其运作原理的新方法就变得无比清晰，令人欢欣鼓舞。有新的关键词和索引物在手，大脑就像获得了解放一般，得以凭借新鲜的能量重新投入思考。在大自然母亲身上，层级似乎无处不在。

我将这一想法称为关于世界的“层级化”观点，它来源于一门试图理解细胞、电脑网络、细菌和大脑等复杂系统的科学。分层的概念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复杂系统，甚至包括我们的社交世界，也即是人们的个人生活。我们可能在某个运转正常的层级上生活，受到其特有的奖赏系统驱使；随后又可能突然闯进另外一个层级，遭遇完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对于我来说，加州理工学院就是一个全新的层级。在那里，我看到的任何东西、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是我的“第一次”，数不胜数。

第一次诱惑

无论如何，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大三和大四之间的暑假，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怀着紧张的心情踏入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开始无数个“第一次”中的第一个任务：去罗杰·斯佩里位于克尔克霍夫楼的办公室和他见面。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语气柔和、头脑冷静的人，不大容易被打乱阵脚。我后来听说，就在我俩见面的几周前，一只猴子从动物房里逃窜出来，闯进他的办公室，跳上了办公桌。他抬起头，对这位客人说：“也许我们应该去隔壁房间，那边更安静一些。”

加州理工学院有其独特的迷人氛围。人人都有睿智的头脑。一扇扇办公室门后是一群个性迥异的杰出科学家，正在忙于手头的事业。所有的大学都号称自己拥有这样的景象（尤其是在时下一些写得天花乱坠的网页上），总是吹嘘他们是多么擅长“学科融合”，然而实际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但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一切都是（现在仍是）货真价实的：大脑的引擎一刻不停，相互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一句老话可以很好地形容这里的文化气质：“我知道他发明了火，但他最近又有何成就？”周围的人不断敦促你用陌生的方式思考问题，和他们共事总是令人兴奋不已。光是努力跟上大家的步调都充满了挑战。加州理工学院处处如此，而罗杰·斯佩里的实验室尤甚（图1-1）。

初来乍到的我对这一切爱不释手。回顾以往，人一生中经历的哪些故事决定了他所选择的道路或是影响了其后故事的走向？大概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机缘巧合也好，更深层的原因也罢，二者皆能引导我们去往全新的位置和环境。同样神奇的地方在于，在那里，我们往往能够立刻融入，成为其动态关系和信息库的组成部分。很快，我们就开始为新目标而努力奋斗了。

我受到神经生长环路课题的吸引来到这里，然而不久以后，实验室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兴趣——裂脑研究，也就是试图论证两个大脑半球能否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进行学习。斯佩里的实验室里热热闹闹地活跃着一群博士后，他们对猴子和猫进行裂脑手术、将左右大脑半球的联系截断，随后观察它们的行为表现。我又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呢？

很快，我想到了一个点子：造出一种“暂时分裂的大脑”。我的方案是在大鼠身上使用一种叫作“扩散性抑制”（spreading depression）的处理方法，即将一块浸满钾离子溶液的纱布或吸收性明胶海绵放置于大脑的一侧半球，使之进入休眠或停止活动的状态，而另外一侧半球则保持清醒，且依旧具有学习能力。扩散性抑制现象的世界级权威之一——安东尼·范哈尔瓦德（Anthonie van Harreveld）的办公室就在斯佩里隔壁，所以向他咨询问题很方便。他为人和善温柔，非常平易近人，尤其是谈起科学的时候。不幸的是，很可能是因为大鼠让我浑身不舒服，最终这个实验在我手上没能取得半点进展。

于是乎，我转向了兔子。这回的想法依旧简单。左侧和右侧颈内动脉分别掌管着左侧和右侧大脑半球的血液输送，为何不往兔子的一侧颈内动脉注射麻醉剂呢？这样一来，我就能在一次实验中只令一半大脑进入休眠状态，而另外一半则保持清醒和学习能力。这种方法行得通吗？在当时的科学界，尤其是在加州理工学院，能阻碍某个研究思路或实验展开的只有当事人的精力和能力。没有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不存在资金短缺，不会有人言不由衷地泼凉水，也没有啰唆的规章制度。你只需动手开干就行了。

我必须要掌握一种测量神经活动的方法，以确保目标大脑半球已进入休眠状态、而另外一侧大脑半球仍旧清醒，于是我开始往实验中加入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 EEG）记录的环节。接下来，我必须学会如何教兔子一个小把戏，好让它能学点儿什么。我们决定让兔子学会在听到一个声音后做眨眼的动作。我搞定了这个步骤。随后，我得学习如何把记录电极固定在兔子小小的头骨上，从而记录大脑的电活动，即脑电图反应。一番折腾后，我也成功了。最后一步，我必须做到往兔子的左侧或右侧颈内动脉（连接心脏和大脑的主要动脉）内注射一种麻醉剂，并确保药物存留在一侧大脑半球，而且不会泄漏到另一半，让它也跟着一起休眠。大脑底部存在一个叫作韦利斯氏环（Circle of Willis）的动脉结构，我耗费了许多时间进行文献检索，研究它的解剖结构，最终判断，我的实验设计在兔子身上是可行的。尽管来自左右两侧动脉的血液似乎会在韦利斯氏环中混合，但一些研究证明，基于某些血流动力学的原理，两侧的血液并不会混为一体。于是我放心大胆地保留了计划，坚信血流动力学将是我的救星，同时盼望着一侧颈动脉内的麻醉剂能让大脑半球休眠足够长的时间，让我能完成实验。终于，万事俱备，我的好戏开场了。

供我完成这些工作的实验空间只有斯佩里实验室的走廊。地方狭小，身边还有许多活跃的博士后在为自己的研究忙碌。一天，我正张罗着一场预实验。所有的角色都到位了：兔子，用于记录神经活动、正把结果写在纸带上往外输出的脑电图记录仪器，以及8根来回颤动的打印针。这时，莱纳斯·鲍林路过了。要知道，莱纳斯·鲍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在我们这栋楼，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转角不远处的化学楼里。他是量子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跻身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排行榜，2000年美国还发行了以他的头像为图案的邮票。鲍林停下了脚步，询问我正在做什么。在对当下的状况进行一番估量之后，他说：“你知道么，你‘记录’到的那些歪歪扭扭的信号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机械扰动，就像放在碗里的果冻一样。你最好先测试一下，看看是否如此。”

他沿着走廊渐渐远去，而我在原地一阵热血沸腾。鲍林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年轻人，别做提前假设，应该去检查所有的可能性。在加州理工学院，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方向，身边总有人向你发起挑战、提出问题，抑或是刺激你的神经，但你依旧可以从他们那儿获得鼓舞。而且，没错，他们支持探索事物其他可能的想法，而正是这种想法敦促着年轻的科学家们勇往直前。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着迷啊！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再过几年，鲍林在第二次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后，将以诽谤的罪名对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发起诉讼，而后者竟成了我毕生的好友！

就这样，一年多后，我开展了首批裂脑病人的测试。这些病人因为疾病的原因接受了大脑半球分离手术，因此左侧和右侧大脑半球不再彼此相连，而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有何特性。本书围绕裂脑这一医学实例，探讨裂脑到底是什么、裂脑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从裂脑研究中获得了哪些知识。有众多科学家直接或间接地在书中登场，我对他们的一些生平细节进行了删减，大多数出于单纯的科学考虑。人生之河往往是许多看似互不相关的经历合流汇聚的结果，回首自己的研究历程，我迫切希望讲述这样一个充满机缘巧合的故事——哪怕只有一个也好——那就是我作为科研人的一生。不过话说回来，这都是本书后面的内容了。

在那个过于短暂的暑假里，我的兔子实验方案终于成功实现了。实验室里不停有人凑上来出主意，但既然是我选择的任务，就该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完成。能够探明些许事物运作的机理令我兴奋不已。我感受到了来自科研的诱惑。当时我很清楚，对此我必须和父亲谈一谈。他的梦想就是让我追随他和我哥哥的脚步，攻读医学院。我父亲是一个强势的人。要想逃离老大的计划，一场对话是少不了的。

我的家族开拓史

1905年，我的父亲丹特·阿基利斯·加扎尼加（Dante Achilles Gazzaniga，图1-2）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马尔伯勒市，其父亲是一位意大利移民，来美国后一直在一间制鞋厂做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一所罗马天主教文法学校圣安塞尔姆学院（St.Anselm' s College）念完书，打算回家加入父亲工作的厂子。指导他去圣安塞尔姆学院上学的是当地的一名牧师，这位牧师告诉我父亲说，如果他能在暑假期间学习化学和物理，就能安排他去远在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读医学院。啊，在那个年代，生活是多么简单粗暴！学点东西，你就能迈上一个新台阶。我的父亲也就这么做了。1928年，他来到了芝加哥，并打算用母亲攒下的钱购买一台显微镜。可惜的是，这笔钱存在银行里，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全部打了水漂。

在芝加哥，离他的住所不远处的拐角发生了那场臭名昭著的情人节大屠杀（Valentine' s Day Massacre），主犯是黑帮老大阿尔·卡彭（Al Capone）。我父亲甚至亲耳听到了克拉克大街传来的枪声。有时，他会去当地的一家小餐馆买蛤蜊杂烩，顺便偷几包已成为主食之一的牡蛎饼干，而餐馆旁边的小巷子就是枪杀的案发现场。为了攒生活费和学费，他凭借一副又高又壮的好身板，当过半职业性的橄榄球运动员。他还做过电梯员，在电梯里完成了不少功课，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曾经思考过我俩境遇之间的差异，毕竟我是在灯红酒绿的加利福尼亚城市帕萨迪纳享受着有偿的助研生活。

芝加哥的四年生活结束了，他动身前往火车站，心怀一个计划：搭上第一班列车，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他达成了自己的目标，踏上了洛杉矶的土地，并于1932年到1933年期间在大名鼎鼎的洛杉矶县医院（County Hospital）实习。1933年的元旦，他和伙伴们打算去看玫瑰碗的比赛，在他快步走下医院大门的楼梯时，迎面遇见了来上班的母亲。三个半月后，他们结婚了。我的母亲经历了丰富多彩的一生，她曾经是大名人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的秘书。艾梅是一名福音传教士，并创立了四方福音教会（Foursquare Church），她在自己修建的安杰勒斯教堂里主持的布道令全洛杉矶心驰神往。为我母亲定下这份工作、让她来到这个传媒之都的是她的父亲，著名的罗伯特·格里菲思医生（Robert B.Griffith）。他是洛杉矶的首位整容医师，同时也是一名才华横溢事业有成的外科医生。他的病人里有不少好莱坞明星，包括玛丽·璧克馥、查理·卓别林、牛仔明星汤姆·米克斯以及玛丽昂·戴维斯。

我的这位未曾谋面的外祖父还是一位闻名本地社交圈的国际象棋好手，达到了大师级水平，常年为《洛杉矶时报》撰写国际象棋专栏的赫尔曼 · 斯坦纳（Herman Steiner）是他的好友。1937年，在参加完一场国际象棋比赛后，两人于返回好莱坞的途中被一辆卡车迎头撞上。我的母亲通过报纸得知了外祖父因车祸丧生的噩耗。不久前，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外祖父的照片，注意到我俩的面部特征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不过我并没有继承他的象棋基因（我的哥哥阿尔则获得了这份天赋）。

洛杉矶的生活节奏很快，充满了生机，然而时值大萧条，工作紧缺，即便是内科医生也很难找着饭碗。在洛杉矶求职失败后，我的父亲觅得了一份科罗拉多河渡槽工程队医生的职位。渡槽将水从亚利桑那州引到加利福尼亚，工程浩大。不过，身处沙漠中央的父亲在工作之余还张罗起了别的项目。他在工地附近四处勘探并取得了采矿权，但在几年后入伍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把所有的采矿权全部交给了政府。我的父亲总能做到一心多用。他的孩子们都遗传了这种特质。

我父亲的表哥在马萨诸塞州的北亚当斯当医生，不幸溺水身亡。亲戚们请求父亲搬回老家，于是，1934年的夏天，他和母亲带上刚出生的孩子——我的大哥唐纳德，挤进家里那辆迪索托小轿车，一路开到北亚当斯。他们在离镇上很远的地方建起了一栋房子。每当暴风雪来临，父亲困在镇里回不来，我的母亲，一位生长在加利福尼亚的女孩，孤零零地待在小木屋里，抱着婴儿围着打开的烤箱转圈取暖。与此同时，父亲却在镇上和哥们儿一起娱乐打牌。这种生活未能持续多久。第二年的2月，马萨诸塞州的西部依旧被严冬笼罩，母亲的表亲从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寄来一束香橙花，这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的父亲也不喜欢这里的天气，于是，在搬家9个月后，他们回到了洛杉矶。他加入了尚处于草创时期的罗斯鲁斯医疗集团（Ross-Loos Medical Group），并成了合作创始人之一。罗斯鲁斯医疗集团是美国历史上首家健康维护组织（HMO），按照它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如今已成为业界巨头。

很显然，我的父亲是一位勇敢且特立独行的人。在我看来，他的成功之路毫无疑问充满了迂回曲折，但他能认同我的观点吗？当我开口提出自己的新计划时，对即将面对的反应毫无头绪。“爸，我觉得我想去加州理工学院，而不是医学院。”就这样，我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父亲以资深医学权威人士的姿态看着我说：“迈克尔，既然可以雇博士来为你工作，你又为什么会想去自己读博士呢？”他深深地被我弄糊涂了。几乎没有人能像我的父亲这样对医疗事业如此投入，一心扑在患者身上。在我的记忆里，他很少安心享受假期，取消或缩短休假对他来说才是家常便饭，因为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不过，片刻之后，父亲露出了微笑，并为我送上了祝福。但是说到底，要想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这仅仅是一道小坎。就连能被加州理工学院纳入招生考虑的要求我都无法达到。我在前文中提到过，这所大学里已经挤满了了不起的小天才，其中绝大多数都令我望尘莫及。不过，我慢慢了解到，相当一部分学生之所以能去加州理工学院其实另有原因：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向未来导师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而途径往往正是像我这样参加暑期实习。于是，我的实习经历就成了申请成功的唯一希望。

从“动物屋”到实验室的本科生活

斯佩里为我争取了机会。我完成的兔子实验和整体的精神活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第二年春天，也就是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录取了，但是附加了一些条件。显然，我必须在第一年的时间里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四年充满了挑战。但是，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对于曾经是声名狼藉的兄弟会“动物屋”（Animal House，图1-3）成员的我来说，在兄弟会里取得的社交伟绩将远远超越我的任何一项学术成就。在诸位臭名远扬的动物兄弟中，我的外号是“长颈鹿”，以科学怪人的角色挥霍着青春。我是兄弟会里的书呆子，比起在阿尔法·德尔塔·派兄弟会（Alpha Delta Phi House，即“动物屋”）的地下室喝酒，我更乐于多花一些时间去心理学家威廉·史密斯（William B.Smith）的实验室干活儿。

史密斯对科研怀有极高的热情。他在麦克纳特楼的顶层修建了一个小实验室，在那里，我们研发了数种测量眼球运动的方法。我们曾并肩工作至深夜。在我眼里，科研的世界崭新而又刺激，能够对大自然母亲身上的谜团进行探索是如此诱人，最初几次管中窥豹的经历就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它。不过，在加州理工学院那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夏天到来之前，我仅仅把科研当作进入医学院的一个筹码。我在动物屋结识了几位挚友，这所兄弟会的气质也不断鼓励着我，让我学会认真地享受生活。

于是，大四这年，我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时代逐渐临近尾声，而对加州理工学院的诚挚渴望也有了着落，这时的我开始沉迷于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在胼胝体切开（section）后会发生什么？（此处“切开”指的是一种将大脑内最大的神经束切断的手术。）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个夏天，兔子的大脑和周围环境对基础科研的重视都对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让我选择了与之接近的方向。当时，动物实验已经证明，胼胝体切开术会带来极具戏剧性的后果，然而，人类或许会有同样表现的设想却显得那么不可思议。没有人会相信，在一个人的左手上放置一个物体后，他竟无法用右手找出一个同样的物体。这听上去简直是疯言乱语！

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是时候来数一数马的牙齿了。这则很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抓住了科学的精髓：

公元1432年，关于马到底有几颗牙齿的问题，我们的同胞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整整13天过去了，这场辩论不断升级，不见停歇。人们搬出所有的典籍和年表，发表绝妙而又冗长的论述，这样的博学在本地还是头一次听说。等到第14天，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修士向满腹经纶的修道院院长们提出请求，希望能补充一条意见。辩论者们的大智慧令年轻的修士十分着急，他直面这群备受尊敬的人们，恳求他们放下身段，亲自看一看马张开的大嘴，好能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提出的方案是如此粗俗，简直闻所未闻。就这样，院长们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个个怒火中烧；现场顿时一片骚乱，他们冲上前去，将年轻的修士痛打一顿，之后立刻将他扫地出门。他们说道，这个鲁莽的新人一定是受到了撒旦的鼓动，竟然敢用如此邪恶且闻所未闻的方法来寻找真理，与先祖的教诲背道而驰。争吵又持续了许多天，终于，和平鸽来到了这群人身边，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共同发表声明：因为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和理论证据，这个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他们下令将这一结论写进书里。

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些病人接受了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动物类似的手术，他们就是我所寻求的“牙齿”。20世纪40年代早期，医生为了将他们的癫痫发作活动控制在一侧大脑半球，对这群著名的病人实施了胼胝体切开术。手术将大脑两个半球分开，使之无法互通信息。

主持这场手术的是神经外科医生威廉·范瓦格纳（William P.Van Wagenen），他注意到患有胼胝体肿瘤的癫痫病人发作次数会相对减少。范瓦格纳想知道，将胼胝体切开后，引发癫痫发作的脑内电脉冲是否会停止扩散。因此，他为26名癫痫病情严重且顽固的病人实施了胼胝体切开术。一名颇具天赋的年轻神经学家安德鲁·阿克莱提斯（Andrew J.Akelaitis）对病人进行了看似细致的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癫痫发作次数显著降低，且术后没有任何重大的行为或认知能力变化。将左右大脑分离似乎不会带来任何改变！真是皆大欢喜。阿克莱提斯的发现在文献库里存放了十年之久。一代杰出实验心理学家，同时还是斯佩里的研究生导师的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吸纳了这一研究发现，将之用于推广他关于整体活动（mass action）及大脑皮层“等位性”（equipotentiality）的观点；他认为，大脑内离散的神经环路并不重要，起作用的是皮层物质本身。他引用阿克莱提斯的研究成果并总结道：切断连接两个大脑半球的巨大神经束对半球间的信息传递似乎没有影响，还戏言称胼胝体的功能是保持大脑半球不下垂。

人们将这群癫痫患者称为“阿克莱提斯病人”，要想验证斯佩里及其研究生罗纳德·迈尔斯（Ronald Myers）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的动物实验成果能否应用于人类大脑，他们是再合适不过的研究对象。当时，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大脑半球分离后，猴子的左手无法察觉右手的动作。人类也会有这样的表现吗？我坚信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个想法似乎很疯狂。我想重新对罗切斯特大学的癫痫患者进行检查。

我设法找到了可能认识罗切斯特患者的人，并拨通了电话。我成功了。弗兰克·史密斯医生（Frank Smith）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手术实施期间是一名住院医师，他曾亲自参与过这些病人的手术。在他的热心帮助下，我获得了与这些病人见面的许可，前提是我能找到他们。

我设计了许多与阿克莱提斯不同的实验，并通过信件与斯佩里讨论了我的想法和计划。我向达特茅斯医学院的玛丽·希契科克基金会（Mary Hitchcock Foundation）提出申请，随后收到了一小笔资助（200美元）用于支付租车费及我在罗切斯特的生活费。我开车前往罗切斯特，直接来到了史密斯医生的办公室，开始整理文件，寻找可能有用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当我还在他的办公室忙活时，史密斯打来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简而言之就是叫我赶紧滚蛋。尽管我的车里塞满了速视器——一种在电脑发明前用于依照特定持续时间在屏幕上显示图片的仪器——和其他从达特茅斯学院心理学系借来的设备，我还是依照要求离开了。揭示人类胼胝体功能的尝试被暂时搁置。

不过，几个月后，我再次上路了，这回的我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满怀兴奋。目的地是帕萨迪纳。在未来光辉的五年里，加州理工学院就是我的家。

探索加州理工学院：真人版《生活大爆炸》

我离开动物屋，来到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大楼的马路对面、号称J ·艾尔弗雷德·普鲁夫洛克公寓的住所，这一切就像一次伟大的探险（图1-4）。帮助我安定下来的是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当时他是斯佩里实验室的一名高年级研究生，也正是他强烈建议我入住普鲁夫洛克公寓，不久以后，他就成了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好的朋友。当我到那儿的时候，公寓早已是声名远扬，因为聪明绝顶的住客，也因为各式各样的派对以及那里的一切。查尔斯的室友们在当时就已让这栋两层楼的出租房蓬荜生辉，其中包括霍华德·特明（Howard Temin）——后来他凭借关于病毒的突破性研究荣获诺贝尔奖，以及马修·梅塞尔森（Matthew Meselson）——他与富兰克林·斯塔尔（Franklin Stahl）合作完成了整个分子生物学界最著名的实验。在我搬进公寓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还有两位理论物理学家，西德尼·科尔曼（Sidney Coleman）和诺曼·东贝（Norman Dombey），前者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兼大受欢迎的科学界名人理查德·费曼，后者的导师则是另外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夸克”的命名人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科尔曼后来在哈佛大学就职，事业成就斐然，以“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称号闻名于众。

与动物屋相比，普鲁夫洛克公寓的周末派对完全是另一番光景。某一次派对上，理查德·费曼出现了。他在离开之前走过来对我说：“你可以分离我的大脑，前提是你能保证这不会影响我继续搞物理。”我大笑道：“我保证。”费曼立刻伸出双手与我握手成交，迅猛如一道闪电！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经说过，她觉得加州理工学院的男生都以为女人肚脐眼上长着一枚订书钉，因为他们只在《花花公子》的折页插画里看过裸女。她对待这群男生的态度颇为苛刻，于是，1961年的4月，学生校报邀请她来做演讲：

周二晚上，面对满堂听众，米德博士就“男性大学生的困境：性关系不确定的四年”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内容包括她对加州理工学院所处的文化特性的思考及若干改进的意见，她语言犀利，直戳在座诸位理工男的痛处。米德博士说，加州理工学院的文化认为，性是健康的必要元素。这种态度导致了早婚的倾向，然而，根据米德博士的观点，早婚并不适合高智商的发展。她的演讲告诉我们，加州理工男们就算真要结婚，也应推迟结婚年龄。

直到今天，加州理工学院的本科生们依旧维持着神秘的生活方式，电视连续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作为研究生的我结识了许多本科生，他们中有很多至今仍是我的亲密好友。例如，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认识了史蒂文·希利亚德（Steven Hillyard），当时他也对裂脑病人产生了兴趣。希利亚德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秉承让数据说话的原则，对细节有着执着的追求。我和希利亚德合作多年，现在依旧保持频繁的联系。他那安静的举止下隐藏着极具洞察力的头脑以及在混乱之中掌握事物脉络的能力，这里的“混乱”可以是一堆实验数据，亦可以是一个挤满酒鬼的酒吧间。在这一能力的帮助下，他培养了大批才华横溢、事业有成的学生。希利亚德为导师这项职业设立了标杆。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凡是你说得出来的名校，都有其声名远扬的自然科学专业的研究生院。然而，学术界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大多数研究生并不能被其研究生母校的本科学部录取。尽管例外总是存在——譬如我在普鲁夫洛克公寓的室友们，但这一总体趋势表明，顶级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往往不会选择科研的道路。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似乎占据了绝大多数名牌高校的生源。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的确很聪明，但是，我们依旧会不时发现，研究生和那群神话级别的本科生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惊人的差距。

在我来到实验室开启研究生工作的第一天，斯佩里就给我下达了任务，让我落实之前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最后一年和他商量好的裂脑人实验计划，不过，这回的实验对象并非罗切斯特的病人，而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病人。不知不觉中，我投身了一项激动人心却又耗时费力的项目——为病人W. J．进行测试。W. J．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又魅力四射的男士，为了控制他那反复无常的癫痫发作，正准备接受大脑连合部切开手术（cerebral commissurotomy），也就是俗称的“裂脑手术”。他为人头脑冷静，善于在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赢得他人的尊重，尤其是像我这样涉世未深的研究生小青年。

整个项目的发起人约瑟夫·博根（Joseph Bogen）在当时是一位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他对医学文献进行了一番审阅后，坚信裂脑手术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博根请来菲利普·沃格尔医生（Philip J.Vogel）为本次手术执刀，此人是洛杉矶洛马林达医学院（Loma Linda Medical School）的一位神经外科教授。而我的任务就是测量W. J．在大脑半球连接被切断后表现出来的心理和神经变化——如果这种变化确实存在的话。

按照传统观念，病人在裂脑手术后不会出现任何异常。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安德鲁·阿克莱提斯早在20年前就已发现，切断人类被试的胼胝体不会对他们的行为和认知功能造成影响。测试W. J．的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我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在我眼里，运气是科研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都足以胜任科研工作，而大多数科学家又属于聪明的那一群。大多数学者在相应的领域内鞠躬尽瘁，贡献知识，教书育人，过着充实的生活，这也是事实。然而，有这么一些科学家被幸运砸中。他们的实验揭示了某些有趣而又重要的原理，一时间万众瞩目。他们或是陶醉于聚光灯下，享受关注带来的快感；或是简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继续踏上旅程，开始探寻其他感兴趣的问题。

斯佩里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某一天，负责组织学实验的技术员奥克塔维娅·陈向罗杰·斯佩里道歉，因为她无法把金鱼的再生神经纤维和普通纤维染成同一种颜色。恰好在这时，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博士后多梅尼卡·阿塔尔迪（Domenica Attardi）走了进来，想在斯佩里这儿找点兼职。多梅尼卡将神经纤维为何无法染色的课题承担下来，并以此为契机，和斯佩里合作完成了一个精巧的实验，发现了鱼类视觉系统中的一条再生轴突构成的通路，而这一成果又成了斯佩里的神经功能特异性理论中的一个经典示例。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充满了机缘巧合。我知道类似的事情的确时有发生，而我自己也若干次在生活中亲身领略过个中滋味。

研究生工作启动后，我的每一天都显得如此漫长，却又令人兴奋不已。有一次，我很晚回到宿舍，当时大约是凌晨4点，我注意到西德尼·科尔曼的灯还亮着。他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我问他怎么了。西德尼对我吼道：“闭嘴！我在干活儿。”我这才意识到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的差异，对此感到颇为有趣。于是，某天我问诺曼·东贝，有时他会在公寓里四处游荡，一脸失魂落魄的表情，这种时候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哦，”他回答说，“通常情况下我是在想屋子里有没有可乐。”

尽管研究生时期的生活相对简单，但是普通的朝九晚五已渐显捉襟见肘，时间太短，还屡被打断，实验经常因此延长至深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开始半夜开工，第二天下午回宿舍，晚上6点睡觉。夜晚是完美的工作时段，无人打扰，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供我思考问题以及搭建所需的新设备。我的这种作息规律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这里学会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工作人员的重要性。过去大家都爱开一个玩笑，说是如果某个研究生有需要，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洗碗工会在假期和周末赶到实验室干活儿。这是真事。人人都有某种形式的工作热情。毕竟，当时梅塞尔森和斯塔尔刚刚完成那项著名的实验，霍华德·特明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雷纳托·杜尔贝科的引荐下来到这里，开始研究病毒。再加上鲍勃·辛西默（Bob Sinsheimer）、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埃德·刘易斯、雷·欧文（Ray Owen）、西摩·本泽（Seymour Benzer）以及其他十数名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家，想象一下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情景，你就能略微体会当年加州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系的风貌了。

我发现了车间技师雷吉的重要性，他帮助我制作了我的动物训练设备。另外一个技术人员洛伊丝·迈克博德（Lois MacBird）则是斯佩里实验室的主心骨，她负责完成手术的一切准备事项以及其他一些杂务，譬如张罗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当年的一位高级博士后成员米奇·格利克斯坦（Mitch Glickstein）最近回忆说：“洛伊丝总能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她训练猴子，准备并协助完成手术。斯佩里从不当面指责他人，而是从侧面刺探。哈尔班斯·阿罗拉是一位研究员，他曾经在印度的一家渔场接受训练。哈尔班斯很少能够分辨斯佩里的玩笑话。有一次，他在做手术，斯佩里走了进来，注意到他穿着白色的手术服，和绿色的手术器材包颜色不搭配。哈尔班斯没有领悟斯佩里的玩笑，于是在手术后找到洛伊丝说：‘洛伊丝！你不能把白色的手术服和绿色的手术包放在一起消毒。罗杰很生气。'”洛伊丝的脾气很好，对此一笑置之，生活照常继续。

当然，真正让实验室的氛围与众不同、令人迷醉的，是像格利克斯坦这样的博士后成员。博士后是科研训练中至关重要的一级。他们来到实验室，对手头课题的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知识储备。他们犹如猛禽扑食一般碾压着研究生菜鸟，不光能提供学术上的帮助，还能教你不少人情世故。格利克斯坦毕业于波士顿拉丁中学（Boston Latin High School）和芝加哥大学，乐于与人分享他对生活的深切感触，既关乎工作，亦关乎乐趣。我们曾一起在工作日偷偷溜出门，去好莱坞公园和圣安尼塔观看赛马。格利克斯坦传授予我的诸多智慧中，阅读赛马新闻就是其中之一。

在此之列的还有约瑟夫·博根。他是一名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一位真正的临床医生，因此，你其实很难把他看作一名普通的博士后。他过去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博士后，而这会儿他正在当时隶属于洛马林达大学的怀特纪念医院（White Memorial Hospital），全身心投入外科手术训练。博根和他那优秀的妻子格伦达为平日沉静的加州理工学院带来一丝罕见的蓬勃朝气。我经常去他们家吃晚饭，并发现博根夫妇总爱在冰箱里存上一瓶冰冻伏特加。左翼倾向的政治话题在餐桌上频繁出现，尽管当时的我政治态度日益趋向保守，对此依旧乐在其中。博根还谈起过他的父亲，一名律师，据博根所说，他因征兵局的“博根线”而闻名于世。他说他父亲曾经打赢过一场划时代的官司，在这场官司里，一名拒服兵役者宣称自己从未宣誓服役。博根的父亲有力地维护了他的论点，自此以后，征兵局立下规矩，令所有的新兵在应征入伍时跨过一条“博根线”以示忠于自己的承诺。总有一些故事太过精彩，以至于你不想去探究事情的真假，博根的故事正是如此。

在实验室丰富多彩的日常活动背后，罗杰·斯佩里（图1-5）毫无疑问是一切的推动力，我们称呼他为“斯佩里博士”。他的行踪难以捉摸，却又无处不在。他有时待人冷淡，譬如不肯走出办公室和奥尔德斯·赫胥黎见面；有时又与无名小卒热忱交往，叫他人摸不着头脑。他言语轻柔，却能以各种方式直指事实，毫不退缩地刺激对手的神经。一次演讲结束后，面对一位格外咄咄逼人的提问者，斯佩里投之以搞怪的目光，简单回应道：“天啊，听上去你很有自己的一套。”随即转身而去。

研究生生涯伊始，我开始研究病人，并很快培养了一个新习惯，那就是每天花大约两个小时与斯佩里谈话，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这段时间里，这个习惯一直得以保留。我们无所不谈。我经常一个人去病人家主持测试，回学校后再将情况一五一十报告给斯佩里听，报告花费的时间堪比实际测试。斯佩里总会写下详尽的笔记，显而易见，我俩的观点就是在这时合流强化的。我是个新手，而他是专家。但是，因为对于这一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新领域来说，他暂时还不能算是专家，于是，我还充当了他的前线侦查员。就像这样，通过无数次会面，我们在一起解决了许多问题。格利克斯坦声称我是世上唯一一个能让斯佩里展露笑容的人。他说的话是否属实，我并不能确定，但是，斯佩里和我的关系的确很好，而这段友谊的很大一部分都得归功于我们的面谈会。杰出的生物学家詹姆斯·邦纳（James Bonner）曾经开玩笑说道：“也许我们应该把迈克尔随身带着，这样罗杰就有可以说话的对象了。”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因为当时的我全身心扑在了三件事情上：科研、斯佩里以及他的思想。

当然，人生中那些值得纪念的巅峰时刻总是零星散落，作为背景的是许许多多平凡的工作日：辛苦，而且时常显得有些枯燥。某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史蒂夫·艾伦携全家来到斯佩里的实验室，想看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当时我就已经结识了艾伦，而他在后来成了我的毕生挚友。艾伦极其平易近人，有着源源不断的好奇心和始终如一的积极态度——与汤姆·汉克斯一样，在大众眼里，他属于好莱坞明星中的正派人物。他的家人举止礼貌，对我们的实验表现出了得体的兴趣。参观快结束时，艾伦问道：“你们的工作中有多少是属于激动人心的那种？”我思考了片刻，回答说：“哦，大概10%吧。剩下的都是常规任务。”在生活中我逐渐了解到，对于大多数职业来说，10%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份额。我心里很清楚，10%的激动时刻已经足以为我提供动力，让我每天面带笑容走上工作岗位。

通过偶尔与艾伦这样的公众人物接触，我慢慢发现，原来身在科学圈外的人们也想了解基础科研的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走进大众”活动是不存在的。高知话语权被象牙塔中的头脑精英垄断，而科研工作者天生的离群性格更是加厚了圈里圈外两种文化之间的壁垒。艾伦身为当时最优秀的喜剧演员之一，愿意更深入地了解胼胝体中的神经纤维。这一刻，我开始愈发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的大众传播是一件好事情，只要能够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人们在回首往事时，倾向于把关注点落在那些振奋人心的事件上。不愉快的经历有很多，但我不想为此多费口舌。失败的实验、无用的发现、测试操作出现问题，都会令人极其失望，除此之外，科研世界里总是少不了个人冲突，譬如学术霸凌现象。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何聪明人总喜欢指摘他人看上去有多么愚蠢。大家普遍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容忍并欣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是事实真的如此该多好。人们时刻摩拳擦掌，炫耀自己的高超技巧，抢占他人上风时更是欲罢不能。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就是这样一种人。

德尔布吕克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传奇人物，而且至今仍是生物学史上实至名归的巨擘。他本人的研究工作质量过硬，然而，他的名声其实更多地源自他那举足轻重的评论大权。人们常说，在分子生物学的黄金时期，所有发表出来的重要论文都经过了德尔布吕克的首肯。

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系每周例行的研讨会正是一个供人炫耀和卖弄的重要活动。德尔布吕克会坐在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位置，从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身为一个多面手，米奇·格利克斯坦也是一位优秀的神经科学历史学家，他详细描述了某次接受德尔布吕克挑战的经历。

我刚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时，被人怂恿去研讨会作报告。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对大家感兴趣的专业知识了解甚少，但是，我曾在克莱特曼的实验室干过一年，于是我将主题定为快速眼动睡眠（REM sleep）。我制作了一个四格表：快速眼动睡眠、非快速眼动睡眠，以及口头报告的梦境和非口头报告的梦境。德尔布吕克立刻站起来说：“不对，你做错了。”我检查了一遍，回答道：“我没错。”他随即说道：“哦，是的，你是对的。”

根据我的经验，就算是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比如，德尔布吕克会带上学生和同事去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野营。出门在外时，德尔布吕克会放松态度，让这些旅行变得充满智慧、知识与冒险。人人都对野营的邀请分外眼馋，而那些有幸被选中的人们在回来后总爱狂热地谈论他们的经历。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曾经告诉我说，法国外籍兵团要想让士兵严守纪律，只需杀死少数几个逃兵，而不是惩罚300人。每隔一段时间给一点颜色，就能让队伍保持笔直的航线，也能让人们时刻做好准备。

学术圈外的冒险

对我来说，科研生涯并非只有科研。尽管这是一份引人入胜的工作，但总有不讨喜的一面。个人需求依旧存在，譬如薪水和政治斗争，你会为自己可能不能满足实验室的高要求而深感焦虑，也希望这样的焦虑感能够得到缓解。于是，作为一个有些迟钝的初学者，我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业余活动。一天，某人建议说，我可以以研究生的身份赚点儿外快，去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事务办公室当管理员。我能得到一间位于崭新的温尼特学生中心的办公室、一名秘书以及一份微薄的薪水。我把这个机会争取到手，满心以为它能为我的其他一些活动提供帮助。奇怪的是，我完全记不起自己在办公室的支持下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手下有一位为人和善的秘书，忙于张罗日常事务，但这些事务到底是啥？对此我毫无头绪——一定是一些对我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与此同时，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将一些精挑细选的业余项目拼凑起来很有必要，学术界的工资着实不高，要想支付各种账单，还得多亏这些零活儿。

我也的确参与了不少业余活动，考虑到我的职业选择，它们显得格外地不可思议。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和一名耶稣会的牧师有过信件往来。当时我对天主教的部分教义产生了动摇和怀疑，而这位牧师为我和我的内心状态感到非常担忧。他反复叮嘱我不要在教堂发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教会的一分子。他的观点没有发挥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最终抛弃了宗教信仰。

在研究生时期，周围人对世俗性自由主义（secular liberalism）的一致信奉让我觉得有些极端与扭曲，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公平主要应由国家维持的论调亦是同理。从父亲那里，我学会了以天主教徒的视角看待社会公平，也就是相信劳动的尊严、家庭、责任以及扶贫济困。天主教的社会公平和世俗的社会公平有许多共通之处，尽管各自发源的核心信仰完全不同。简而言之，我对社会和政治的疑问开始初具雏形。大学时期，我的观点充满了朝气，相信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就算不能解决，也会被人接受，而现在，这些观点逐渐分崩离析。社会服务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世俗信念让我认为，自由主义不过是一场残酷的骗局。而且，依照当时的研究成果，大脑似乎并不像自由主义分子所期待的那样易变。我还开始对那些冠冕堂皇的发展心理学理论产生了怀疑，坚信彻底改变人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我对大脑及其运作机制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人人都想修正某些人和制度当中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我的政治思考正是种种新知识的杂烩产物。这些原初的求知欲望驱使着我，让我尝试去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以及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

于是，我和一些朋友创立了一个叫作“研究生政治教育委员会”（the Graduate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的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经常邀请自由主义人士来学校演讲，而我们对此深感厌倦。保守派都在哪里？我们知道加州理工学院不会那么快地表示认同，也多半不会默许我们的行动，于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租用了蒙罗维亚附近的一个公共礼堂，并邀请小威廉·巴克利来为那些对右翼思想一无所知的小毛孩们做一次晚间演讲。巴克利是新发行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风格凌厉，善于用机智外加几分不敬来煽动听众。我有两位活力四射的律师朋友，毕业于哈佛大学，目前在洛杉矶工作，他们和我一致认为我们的小团体很酷，甚至还有点离经叛道。不过，一旦投身其中，大家都很卖力。共和党政治家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来加州理工学院参观时，我经人介绍与其会面，并询问他能否帮助宣传我们的演讲活动。他同意了（图1-6）。

巴克利的一位兄弟的妻子是当地红十字会教堂的负责人，就住在帕萨迪纳，于是，在演讲的前一天，我和巴克利在她家见面。我们在游泳池边共进午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吃的是洋葱三明治。话说，你可曾吃过洋葱三明治吗？巴克利很快让我放松下来，尽管他已经36岁——对于巴克利来说，这仍是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年纪。我们交谈的主题天马行空，从女主人的洋葱三明治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我记得我在谈话中使用了“增强”（potentiate）一词，这个词在药理学中十分常见，而巴克利告诉我说，它在英语里并不存在。我是对的，然而，在我俩关于语言的若干场争论中，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胜利。

这个周末的经历孕育了一段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我又一次发觉，原来非专业人士也想更多地了解科学。我想更深入地学习政治，而他希望更多地了解大脑、药物使用、计算机以及关于生命的科研进展！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后来，我成了巴克利的终身参谋和线人，为他提供科学讯息。他讲述的每一则政治趣谈都让我着迷，与此同时，他也在探寻通往科学思维的渠道，而我满足了他的愿望。

巴克利天性友好，并不懈地贯彻慷慨的原则，为朋友带来许多无形的馈赠，不过我相信，他对自己的善举毫无意识。我的大多数亲密好友都是科研工作者，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试图对各种科学结论进行细致的剖析，如同一种条件反射。然而，总体而言，他们并不善于将这种能力运用于社交场合和政治活动，更别说为之增添一抹机智的色彩。巴克利喜欢对一切事物提出质疑，与此同时总是伴着满面的笑容和幽默感。他的性格让周围人很难出手动摇他的决心，而他又总能站在高处眼观大局。巴克利的生活态度以各种方式鼓舞着许多认识他的人，而我觉得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当然，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巴克利永久地改变了我对待其他学界友人的方式。他还教会了我一个道理，那就是持有少数派意见是一件有趣的事，若能以一种兴致高昂的方式表达你的意见，周围的人也能从中获得乐趣。总的来说，巴克利是一个冒险者，然而行事谨慎，举止有礼。他曾经这样对我说，他不喜欢和自己崇拜的人见面，因为一旦当面交流起来，他们总会令他失望，无一例外。巴克利热爱交际，却对交际圈自有一套限定标准，他从未令我感到过失望。

在蒙罗维亚举办演讲后不久，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几分索尔·胡洛克的才能。在那个大获成功的夜晚结束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决定干一票大的。何不组织一次以美国宪法为主题的系列辩论？何不出本书？何不痛快地玩上一场？于是，我问巴克利能否为我们的系列辩论开场，对战史蒂夫·艾伦，辩题就是美国总统制度。他回复说：“当然可以。”我接着请求他给史蒂夫·艾伦写信，因为我当时跟艾伦还不熟。“没问题。”巴克利说道，还告诉我艾伦的妻子杰恩·梅多斯是他的同乡。巴克利去信后，艾伦表示同意，不出几周，我又安排好了另外两对辩论者。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前任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他在年仅30岁时就坐上了这一高位；辩论对手是巴克利的连襟L·布伦特·博泽尔（L.Brent Bozell），同样是一名律师，而且代笔了巴里·戈德华特关于最高法院的著作《一个保守派的良心》（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最后，经过一番波折，我请来了身为约翰·肯尼迪传记作者之一的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而与之对阵的是威尔莫尔·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他是一位标新立异的保守派政治理论家，曾经被耶鲁大学扫地出门。他们的辩题是国会。我不知道当时自己在想些什么。几周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跟礼堂和演讲人签下了总计1万美元的合同。研究生政治教育委员会名下也有了200美元的进账。

首场辩论在宽敞的好莱坞守护神剧场召开，截止至辩论当天的早晨，我们只卖出了200张票，其中还有不少是我妹妹在自己的初中学校里帮忙兜售的。艾伦刚在前一天晚上结束了他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的拍摄，嘉宾正是巴克利。节目上他们针对约翰·肯尼迪展开了一番讨论，已为辩论做好了热身准备，然而这期节目得等两周后才能播出，因此对我们的票房毫无推动作用。我忧心忡忡地将情况转告给艾伦。他用理所当然的平淡口吻回应道：“别担心，迈克尔——哪怕我做的事情再无聊，观众的人数也能上3 000。”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去剧场的路上，我们顺道拜访了我妻子的朋友，他们经营着一家餐厅。我和我的妻子琳达是通过斯佩里的一位学生科尔温·特莱瓦森（Colwyn Trevarthen）及其妻子认识的，后者来自一个世代居住于帕萨迪纳的家族。琳达同样在帕萨迪纳长大。她的家族与商界十分熟络，琳达自己也认识不少相关人士。琳达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的零钱够用么？”我手头并没有多少零钱，不仅如此，我很快发现，自己原来对活动的运作毫无概念。他当即采取了措施，拉上妻子去自家餐厅收集了几百美元的硬币和小额钞票，并在守护神剧场的售票棚里帮忙。事实证明，当晚购票人数约为3 000，其中两位正是格劳乔·马克斯夫妇。除了他们，另有十数辆豪华轿车和劳斯莱斯停在现场，都是来花2.75美元购买我们活动的入场券的。

在后台，巴克利和随行人员在一个房间候场，而艾伦和他的支持者待在另外一个房间。因为这是一场辩论，开场的观点陈述可以预先准备，但在此之后，两位辩手就得完全依赖自己的智慧了。小威廉·巴克利比任何人都精于此道，从这一点看来，本场辩论并非势均力敌。然而，艾伦也是有如奔赴沙场一般厉兵秣马。为了以防万一避免卡壳，他还准备好了多条驳斥论述。

场下的观众席内已是一片沸腾。今夜将是一场世纪之战：一方是史蒂夫·艾伦，反核组织“全国理智核政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 SANE）的电影人分部领头人，好莱坞最钟爱的自由党人；对手则是小威廉·巴克利，美国的保守派领头人，已经做好准备向苏联人宣布：只要他们胆敢走下一步错棋，我们就将毫不留情地用核武器把他们的领土推平。二人计划从越南、古巴和苏联事件出发，详细解读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辩论双方登台，观众纷纷起立，献上了热烈的欢呼，战争就此开幕（图1-7）。主持人是本地的一位新闻主播霍默·奥德姆，他同样为我的活动宣传提供了帮助。我走到礼堂的最后排，整个人被震惊得不知所措。我都做了些什么好事？保安只有两位啊！

幸运的是，当晚一切顺利。舞台上，两名伟大的公众人物为自己的观点唇枪舌剑。曾有一刻，巴克利提到了格劳乔·马克斯，而后者就坐在台下的前排。巴克利察觉到观众需要一些惊喜，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眼前的机会，将之融入自己的辩述。他盯着史蒂夫·艾伦的眼睛大声说道：“面对现实吧，史蒂夫，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说不定是马克斯兄弟写的呢。”这时，大多数观众还没有注意到马克斯的存在。后者回应了巴克利的暗示，走上台去，伴随着雷霆般的掌声从舞台一端踱至另一端，上下抖动他那淘气的眉毛，一路还不忘抽着雪茄。

我心中萌发的胡洛克之花持续绽放。后来我从事了许多涉及新观点普及与辩论的学术活动，然而假如没有本次经历撑腰，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会走上这条路。找一个原本空荡荡的场地，再用各式各样生机勃勃的活动将之填满，这一切多么令人陶醉，或许还是个打发空虚的良方。最终，这段经历成了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政治冒险，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随后主办的无数次学术会议都从中汲取了养分。组织得当的私下研讨或公开辩论都能引出人们的真实想法。至少，这些活动教会了我如何将复杂的议题转化为面向公众的对话。

就像这样，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又充满生机，然而，作为本书核心内容的科学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影响着这则故事的走向，其中包括我的家人，无与伦比的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大洛杉矶城的人们，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让我有机会研究这个地球上最令人着迷的一群人。

本书讲述了许多研究故事，而首批以病人W. J．为对象的实验就在其列，如今距离这些实验的开展已过去50余年，其间我研究了大量神经疾病患者，他们有着五花八门的症状，为我们阐明了许多道理。本书主要介绍众多病人中的6名裂脑患者（图1-8），他们改变了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理解。这些病人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极为出色的人物，他们既是我整个科研生涯的中心，也是我私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其他十几名曾对他们展开研究的科学家们来说亦是如此。其中几位病人已经离我们而去，而另外几名病人依旧在世，他们仍是一群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他们就是故事的主角，并以各种方式构建了整个故事的框架。他们因为疾病的原因成为裂脑人，却依靠非凡的意志主宰了自己的人生。他们成功的秘诀同样揭示了我们正常人大脑的工作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