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两宋时期尤其如此。我们这套“知宋”丛书，旨在为那些已经具备一定文史基础且渴望深入了解两宋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便捷的学习途径。本书精选宋代科举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呈现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书中探讨的主题涵盖了科举制度的创立、改革，进士、明经诸科及制举、武举各类考试的设置情况。此外，还重点关注了科举促成的社会流动性，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以及科举对宋

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现代化尤其是其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占据着决定性地位。新时期，伴随着包产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从各个方面体现出现代化的转型，也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主要内容。目前，关于新时期小说中农民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很少，对农民意识现代转型的系统研究基本上是空白。本文力图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线索，从土地意识、身份定位、伦理困惑、科学意识、消费观念等五个方面梳理农民意识的现代转型，并由此探究农民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本书作者从宏观视角切入，首先分析制度自信的思想渊源和各种维度，然后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基本内容、优势，

黄景昉是“崇祯五十相”之一，其仕宦经历自编修以至宰辅，与晚明政局的演进近乎相始终，是天启、崇祯朝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本书在充分利用黄景昉存世著作的基础上，考证还原了他的人生经历，并从黄景昉个人的视角呈现晚明纷繁丛脞的时局及其为挽救王朝危局所作的努力。同时，由于黄景昉长期任职于明廷中枢，并深受晚明经世史学、实证史学思潮的影响，其存世著作的记载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明清之际的政治史、制度史、

元朝所设刑部，既继承了唐宋金刑部的一般职能，又因情势变迁，特别是在蒙汉杂糅的二元体制中出现不少显著变化，其中一些更是直接影响到刑部以后的发展走向。因此，元代刑部可谓从唐宋至明清刑部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书以元代刑部为切入点，对刑部本身的渊源、建置、官吏与职能，及其在五府官中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并进一步管窥元代政治的运作路径。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本书共分大晟府官制考、大晟乐体制考、大晟府乐章及词曲考、大晟府词人及其他职官考、大晟乐流传考五章，对大晟府沿革、机构职能、职官任免、工作性质、大晟乐制作过程、推广情况、乐书编撰、曲谱流传和词派活动、词人生平、乐词创作、影响及相关史实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证。该书继承了前人通典、通志、通考的形式，体现了很强的开拓意识，有还原历史真实、纠正陈陈相因的成见、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和价值，对宋代文学、历史及音乐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