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2015年春季卷/总第21期）

本书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历史进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价值、指标体系，考察了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现状，深入分析了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侧重从历史逻辑、道路转型、制度完善、文化重塑、权力结构调整五个维度突破困境，从而推进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韩诗外传》一书，为西汉初年诗经博士韩婴所编著，反映其立处秦汉鼎革之际，承接汉初百家余绪的“杂家”学术立场，经世致用的旨趣十分明晰。本书结合秦汉历史实践，通过对这一文本的分析，得出“王有天下的政治资源占有、礼法同治的政治治理手段、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规范、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肯认与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模式”这一传统政治的话语体系，从核心价值、规范制度、社会伦理、政治角色和思维模式等五个层面，构筑出一幅传统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新的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作者立足于大历史观，以现代性反思为视域，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本质属性、基本特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展路径等基本理论问题。本书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文明形态的中国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我国安全的战略指导，是顺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安全观念体系，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并将其用于指导实践，对于推进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尝试在明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思想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家的安全态势和现实问题，为我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基于此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底定边疆”，形成了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达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达南海诸岛的辽阔疆域，奠定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重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所要面对并解答的问题。本书以清代历史前后期为序，分述不同陆疆区域和海疆的演进历程，释其中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本书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四川境内的分驻佐杂的分布，及其辖区与正式政区的转换问题。以分驻佐杂辖区为中心，系统梳理清代民国四川分驻佐杂制度的演变和佐杂分驻地、分辖区等要素的变化，考察国家权力在地方治理中的设计与调整，分析佐杂分驻分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驻佐杂是对清代地方府、州、厅、县各级政区下与正印官不同城的佐贰官、杂职官、首领官三种僚属官以及民国县级政区下分知事、县佐的统称。随着佐杂分驻分辖的普遍化，分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本书把阳泉郊区实践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个是理论的发展诉求。基层社会是政党与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场域，如何实现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阳泉郊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为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地方性的实证样本，对当前中国关于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阐释具有建构性意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