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欧亚战略抉择（1938～1945）

本书旨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中国对外关系，总结40年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书中理论篇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关系和外交理论进行了挖掘，涉及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探讨。实践篇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外交实践进行深度分析与展望，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成就与思考，中美、中俄、中日、中印等大国关系的互动，中国与欧洲、拉美、非洲等地区和相关国家关系的经验和总结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欲将日本从二战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强大的日本，开展了极富雄心的战略性外交。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文献追踪与赴日调研，把日本外交置于国际秩序变革大背景下，主要立足于单元层面考察日本外交转型新动向，对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体制的“双转型”结构进行系统剖析，并就日本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支撑、精英引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中国周边外交学刊》是由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复旦大学分中心主办的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的专业性学术集刊，宗旨是“瞄准中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重大问题，努力推进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经济、外交、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战略研究、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本辑对于2015年中国周边外交方方面面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观察、评估和展望。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

当前中东正处于新旧秩序转换之中，其持续时间长短、前行方向皆是未定之数，而这一转换必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其实质是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等域外大国或组织以及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域内大国，各自将扮演何种角色？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将在新中东秩序构建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参与中东事务的解决？未来的新中东秩序又将是什么样的面貌？本书精辟分析了中东秩序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各种地区性危机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获得了较好的管控；在另一些地区，危机却上升为地区性冲突，并引发了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呈现出新老因素交织、地区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联动的特征。如何实现对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的管控与治理，是维护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稳定与安全的重要路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

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进展较为缓慢的合作领域。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机制实现地区和平，并提升欧盟的全球行动能力。本书将欧盟决策归纳为四种类型：立法型外交决策、倡议型外交决策、日常型外交决策和危机型外交决策。本书引用了大量资料，也举例了典型的事例，有助于读者了解欧盟在外交方面的协同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