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讲国学

在文学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命题，它以阐释的客观性和意义的确定性为核心，在不确定性思潮泛滥的当下被不断激活；它不同于独断专行的法则或律令，而是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取向，不断涉入更广阔的文化精神领域。本书从概念内涵、历史谱系、建构路径、本体形态、实践策略等不同向度切入，对文学阐释的“边界”问题加以深入分析，由此展开对当代文学理论乃至文化生态的批判性反思和话语重估。本书的目标，

本书对美国生态批评第一波和第二波浪潮进行历时梳理，提取出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的基础性范畴——“环境”，进而以小说、诗歌、戏剧、非虚构作品中的“显性/隐性环境文本”建构美国少数族裔“环境文本库”，从中选取代表性作家和作品，从“环境与地”“环境与性别”“环境与国界”等维度，全面系统地发掘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生态思想。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成果，所涉时代诗作包括建安诗歌、正始诗歌、两晋诗歌、南朝诗歌以及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等，研究的视角既有家族与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诗歌创作研究，也有对诗歌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象、情感趋向的探讨。还有对山水诗、玄言诗、宫体诗、永明体等诗歌体式特征的详析。在关注文人诗的同时，也涉及到了乐府诗的成诗模式与乐歌性质等方面。

本书以英语世界的茅盾研究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英语世界茅盾作品的译介、研究成果进行细致系统地梳理和研究，评介从西方文化的视域所解读的茅盾及其作品的译介及研究情况，以期能为国内的茅盾研究乃至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不过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其实践可以上溯至20世纪前期。本书的研究对象，正是作为“方法”的文学人类学及其在20世纪前期的实践。主要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围绕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思想渊源、“神话”概念在中国的输入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兴起、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早期实践历程、20世纪前期学界对“三重证据法”的倡导等问题作宏观考察；下编围绕周作人、茅盾、郑振铎、闻一多、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非洲英语流散文学可以分为本土流散文学、殖民流散文学和异邦流散文学三大谱系。本土流散文学中的主体性呈现为破碎的、不完整的状态，异邦流散文学中的主体性遭到严重的压制与扭曲，殖民流散文学中的主体性体现出更多的殖民性和侵略性。这三大流散文学谱系中的主体性都必须进行重构。非洲英语流散文学中的主体性重构是恢复人的尊严的一种努力，是探索个人之路、民族之路、国家之路甚至是非洲之路的一种努力。

本书以部分具有音乐性的中国现代小说为考察对象，从隐性音乐性与显性音乐性层面，试图以跨艺术的视点来敞开小说与音乐之间的微妙关系，理解这两种艺术互为创造和批评的参照时彼此之间的重叠与落差，从而在这些重叠与落差的缝隙背后，介入人性、文化与艺术的深层解读。书中小说的音乐性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一种把握和理解作品、乃至世界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任何有机生命形式的内在深层结构。

近年来文学与文化前沿与热点问题纷呈，亟待批评界给予及时回应，本书即是对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若干热点问题进行思考、批评与探究。它由现当代文学专题、作为文化现象的文学与文学史、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热点问题、观与评的人文之思各有偏重又相互呼应四部分组成。本书将现当代文学放置在中西方文化视野中去考量和研究，并反思文学史写作的语境下重新检省作家的定位与书写，同时对西方当下的热点文化思潮理论做了较为深入探析，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