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研究

本书运用文献学与经学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考辨了杜预的生平与著述，编撰出详尽的《杜预年谱》；对《春秋经传集解》的书名、成书时间及编撰方式等问题作出了新解答；归纳了杜预注解《春秋》《左传》的基本方法与特点；深入解析了杜预以“《左传》解《春秋》”这一理论的产生原因、基本构造及实际施用等问题，再现了《左传》杜氏学的义例体系。作者以扎实的文献考析为基础，以解决《

本书所考察的是唐宋乡村控制问题和宋代乡村农户问题。作者意在从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切入，研究唐宋的转型，或者唐宋的变革。作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并未循着以往的形式化思维，而是深入普通农户的社会生活史中间，通过感性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来认识这个变化时代发生的事件与历史意义。

国家的维系，有赖于资源的汲取。资源汲取的方式，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传统中国国土广袤辽阔，地域差异千姿百态，在当时落后的交通、简陋的技术手段与信息能力的制约下，统治者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汲取资源呢？本书从重要性、稀缺性、交易费用、社会效果、国家的议价能力与多主体性等若干影响国家资源汲取模式的变量入手，结合开矿成本随时间递增的特点，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讨论清王朝的矿产资源汲取情形，在揭示清代矿政之模式

17世纪中叶发生的明清交替，于中国固然是政治上的重大变动，于东亚同样有着深远影响。周边国家如何认识清朝入主及其何以维持长期统治是本书的关注点所在。朝鲜王国对明朝怀有深厚情感，又以自身儒家化程度自傲，自然对清朝心存鄙夷。在清朝入主中原初期，朝鲜以“胡无百年之运”的历史认识维持其固有观念。随着交往深入，朝鲜对清朝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朝鲜却固守陈见。这背后固然存在忠明的情感因素，

本书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涵盖了作者研究明朝长城沿线政治史至少十余年来的思考。全书以长城内外为中心，将明王朝的政治、军事格局鲜明、翔实地描写出来。书中作者提出了若干新颖的概念和观点，比如提出洪武初年的“内敛型王朝国家”、洪武时期王朝国家的“差序疆域”、仁宣时期“内政本位”取向与“收缩型王朝国家”等。在整个历史以及中西方比较的视角下，来看明王朝国家的地缘政治，有非常宏大的格局和视野。本书史料极为翔实，

本书以神话学为研究视角，将中国正史之源头《史记》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対象，探究为何信史中有大量神话，司马迁如此撰写史书的意图何在。《史记》的撰写体现了古代典籍中源远流长的神话叙事脉络，延续了商周巫史传统。西汉时正处在“巫”与“史”逐步交替之际，故而整体上已经具备了为后世所认可的理性的、严谨的、系统的历史表述，但同时书中也留下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梦兆、术数、占卜等有关巫风遗习的“不雅训”之语，两者并不

吕先生主要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来阐述孔子的大同思想，并分析中国社会变迁与大同理论的实践过程，他认为孔子创立的社会组织理想的模式是引导列代人们努力致力于社会改进的动力，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努力致大同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复古的行动。初名《中国社会变迁史》，后改名为《大同释义》；后因考虑到“和白话接近者较多，和文言接近者较少”，为求“传布较广，收效较弘”，将文言文稿改为白话文，是为《中国社会变迁史》。

本书围绕东南第一要缺两江总督，通过“湘人江督格局”和“北洋下南洋”两个概念和进程的探讨，将道光、咸丰至民国初年东南地区三次大的权势转移揭示出来，为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贡献一条新的解释线索。在此基础上，突出南北关系，并尝试突破内外轻重、督抚专政的争议，提出“有重心的同治”格局，用以理解晚清政治的特色及出路。

《吕著中国通史》原系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时期，吕思勉先生为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撰写而成，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上册，下册直到四年后才出版。上册（上编）为“中国文化史”，作者仿照古代史书的典制体，从大文化角度论述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等十八个专题；下册（下编）为中国政治史，讲述近二十个朝代的兴衰更替。作者不仅对十八个文化专题和朝代兴衰史的主要面貌做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