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非洲农业的最新发展与内生动力”，从大陆内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外来援助、投资与商贸合作分析以及不同层面的创新实践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为“新兴市场国家对非农业南南合作”，主要讲述了巴西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马拉维进行农业合作的不同情况；第三部分为“中国对非洲农业合作的新型实践”，中国对非农业合作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完全不求经济回报的单纯援助，援建大型农场，到目前的援助、贸易

本书以中国地方外事发展的客观需求为现实起点，结合地方政府的内生经验、央地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外部视野，阐释了对外系统中地方对中央的独特价值。本书通过建构一种一般性概念框架以解释中国省级政府如何在外交场域中留下自身的“地方印痕”。借助结构性资本与施动性资本两个维度，本书分析了省级政府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属性。此外，基于对不同省份外事工作的差异性考察，本书发展了基于中国背景的比较平行外交理论。最后，本书论述了

汉唐时期中国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纵横捭阖于欧亚大陆暨海东、南海迤逦地中海沿岸诸国，开创了中国古典外交的辉煌时期。在此基础上创建并施行了一整套古典外交制度，支撑并推动了这一历史时期外交的发展。本书首论外交决策制度，揭示了皇权体制下的外交决策方式、方法、程序、体制；次论外交管理制度，揭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主管机构到关涉机构，从外交政务到外交事务，既分门别类缕述不同的机构、官员及其职能，又提要钩玄展现了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

历史上黑龙江这条河从内河演变为界河，在中俄关系史中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见证着中俄关系的曲折变化。界河黑龙江曾是中俄（苏）两国利益碰撞的前线阵地，边界的属性明显，是双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界河黑龙江在中俄（苏）关系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为两国直接合作提供平台，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的河流属性得到重视，双边涉水合作不断扩大和提升，界河黑龙江逐渐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中俄关

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同属中欧地区，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层层交错。冷战后，在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下，地缘因素变得十分活跃。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曲折，也使得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对其邻国德国抱以更多外交和发展期许。本书不仅从历史、地缘和文化角度对“中欧”概念做了追溯和分析，而且深入探讨了冷战后德国与维谢格拉德四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共九个中东欧国家的关系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急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

本书综合利用中日文献资料，着重考察张之洞与日本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动态观察双方从初识到对抗再走向“联交”的变化，以及张之洞“以日为师”对清末变革的影响。在清朝的政治结构、日本对华不断扩张的形势以及张之洞个人的施政能力三个基本因素的作用下，张之洞在1895年至1905年这一时期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人物。但是，张之洞未能实现“保国”的目的，也未能有效遏制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