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化：北京和莫斯科的视角

本书以“大国”和“大国形象”为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方位，围绕“什么是大国和大国形象”“构建什么样的大国形象”“怎样构建大国形象”展开分析研究。本书综合运用理论界重要研究思路方法，分析“大国”的存在方式、核心变量等要素，形成对“大国”内涵的基本定义；并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构建大国形象的历史进程和探索经验，提出在新时代

多都并存制度是一个政权或王朝在国都之外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控制力的政治制度。先秦时期是多都并存制度起源并定型的时期。研究先秦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对认识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并进而了解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书对夏商周王朝的多都并存制度和春秋战国时期秦晋齐楚燕赵等诸侯国的多都并存现象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对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产生原因及其深远影响进行了剖析，堪称古都学的一部力作。

少数民族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内生资源。而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则在于“创造性转化”。本书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索性地建立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体系。其中，着重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与国族理论，同

赦宥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普遍行用的政治制度，其存在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选取辽、金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两个王朝的赦宥划分为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类，分别加以专项研究，并通过系统考察辽金赦宥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历程，揭示出了赦宥与辽金社会之间潜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赦宥就像一个晴雨表，醒目地向人们标识着辽金社会的各种变迁。赦宥的颁发与执行，不仅展现出了辽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王

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创造发展的辉煌岁月。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重要的元典：十三经中的大部分篇章、诸子论著和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史书；诞生了老子、管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等思想文化巨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影响深远的学派；在政治思想领域推出了忠、孝、节、义、仁、礼、智、信、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德主刑辅、赏罚并

会元是会试的第一名，他们是科举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果要了解明代知识精英在科举中的生存状态，会元群体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样本。本书乘持大文学观念，以明代会元群体为对象，综合运用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和宏观研究，挖掘和解析了大量不为人重视的明人别集材料，立体化地探讨和呈现了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考证、述史、论析融为一体，笔致清通精当。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先秦诸子在理论上提出了一整套指导社会治理实践的学说，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的社会治理思想。这些社会治理思想，不仅可以为当代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启示，也可以为当代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朴智慧。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

作者以子产研究为线索，将子产个人历史的微观研究与春秋社会政治转型史的宏观研究相结合，在充分揭示子产政治活动发生及其政治观念赖以产生的时空背景的同时，深入剖析了波澜壮阔的春秋政治转型的复杂面相，从具体历史事象的演化、变迁以及其时社会成员的行动与反应中梳理春秋历史之变的脉络，探寻历史变革背后的推动力量。